文章来源：《学术研究》年06期。
作者简介：王鹏，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杨祥银，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内容提要：狂犬病在传统中医里只是诸毒杂症，并不特别引人注目。广州现代狂犬病知识、预防狂犬病疫苗以及相关卫生制度，不仅是西学输入的结果，也是各种社会因素构造的产物。从年代到年代，广州的狂犬病流行史，并不是简单的进步主义科学发展史，更是一部充满非理性与暴力的社会构造史。与此相关，狗肉开禁与屠狗暴力占领主流话语，也并非广州古已有之的风俗，而是社会权力运作过程中的副产品。
本文将要通过叙述年代到年代广州现代狂犬病的起源过程，说明狂犬病不仅是一种客观疾病，更是一种被构造的社会现象。①广州的狂犬病流行史，绝非简单的进步主义科学发展史，更是一部充满非理性与暴力的社会构造史，诸多力量参与了构造过程。与此相关，狗肉开禁与屠狗暴力占领主流话语，也并非广州古已有之的风俗，而是狂犬病构造过程中的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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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诸毒杂症：广州传统医学中的狂犬病
狂犬病(Rabies,Hydrophobia,Lyssa)又被称为恐水症，是由狂犬病毒引发的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病变为主的急性人畜共患传染病。病毒主要通过病畜咬伤人体传播，临床特征为恐水、怕风、恐惧不安、流涎、进行性瘫痪等。一旦发病，病死率接近％。②
晚清之前的广州，狂犬病散见于医籍外科、方书中。相较于疟疾、天花、霍乱、鼠疫等大规模的恶性疾病，狂犬病往往和蛇毒、虎毒等被划为一类，在方书中被列入“杂症”，并未受到特别 医籍之外，其他文献也有零星狂犬伤人性命的记载，如《广州府志》就记载过一则忠犬护主杀人的故事。⑩总体上讲，想要在晚清之前的文献中，找到狂犬病存在的证据并不是难事。但从晋朝一直到晚清，中医体系里的狂犬病，只是诸毒之一，并没有受到格外 西方关于广州狂犬病的记载，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根据年代英国狂犬病权威弗莱明(GeorgeFleming)的记载，英国皇家工兵队的马尔科姆上尉(CaptainMal 年关于中国、日本狂犬病是否普遍的问题，外国医生看法不一。美国的多尔(L.L.Dorr)认为相较于西方，中国和日本的狂犬病感染率明显很少，这两个国家几乎每个人都会养一只狗，但很少听到有狂犬病的消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系主任文恒理医生(Dr.H.W.Boone)在年6月28日写道：“中国土狗体型硕大，具有半狼血统，和印度、爱斯基摩犬类似，但中国也有体型较小的北京哈巴狗和广东狗。中国狗偶尔会和欧洲狗杂交，但这种情况仅限于开放口岸。纯种的中国狗有狂犬病，在外国人来之前就很普遍。”在日本横滨居住多年的史密森医生(Dr.D.B.Simmons)，在年3月10日告诉多尔，“我在日本从未听过说狂犬病。我见过一名外国儿童，被一只外国纽西兰犬咬伤。日本狗像狼，无疑起源于中国。”(12)年，狂犬病在东亚，似乎仍隐匿在若有若无的光影中。
粤海关医官制度建立后，狂犬病这个中医里的“杂症”，在-年间，开始受到身在沙面的两位粤海关医官，魏乐思医生(Dr.J.F.Wales)和凌尔医生(Dr.B.StewartRingier)近20年的 年凌尔医生在报告里列举广州58种常见疾病，其中就有狗咬伤。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是狂犬病，而只是普通的狗咬人。(15)年，凌尔医生在叙述自己过去一年治疗的主要外伤时，再次将狗咬伤列入其中。(16)魏乐思在年、年分别花笔墨记述狂犬病医案，是因为有人死亡，这还可以理解。但凌尔将“狗咬伤”纳入疾病统计，就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了。既然记录了狗咬伤，为什么不记录蛇虫咬伤，难道狗咬伤比蛇虫咬伤更重要吗？事实上凌尔医生并没有接触过真正的狂犬病病例。问题还在于，为什么狂犬病受到海关医员的特别 英国本土的狂犬病恐慌始于年，在18世纪虽然也有狂犬病的零星报道，但年夏季由于媒体宣传，狂犬病恐慌开始在英国发展成为一场运动。报纸上充斥着流血的伤口、令人战栗的症状。几乎所有媒体，都为伦敦与其他城镇工人阶级在街头拥有的犬类数量日渐失控，感到忧心忡忡。年，对狂犬病的恐惧，开始演变为对街头犬类的大规模屠杀。根据新闻报道，仅在利物浦一地，议会首先是到处张贴告示，下令控制犬畜。随后警察在数天之内屠杀了近0只狗，数以百计的狗主人在法庭上被处以罚款。《利物浦日报》(LiverpoolDailyPost)将这一暴行，形容为“疯狗般的十字军东征”。年根据一名工程师的报告，利物浦的警察在一周之内，屠杀了只狗，30只猫和1只羊。年英国本土狂犬病确诊人数达到高峰，有79名。年一位匿名的医生，在《威斯敏斯特评论》(WestminsterReview)上评论道：“女巫、鼠疫和疯狗，是长久以来支配人类恐惧的三位一体”。
在整个社会陷入到对狂犬病的恐慌后，医学界开始大量 -年，正是英国狂犬病知识爆发式增长和狂犬病正式被消灭的年代。不难发现，英国的这段狂犬病“黄金期”(-年)，正好与魏乐思和凌尔两人在沙面对狂犬病的 通过文献对比可以发现，魏乐思在年9月30日叙述的沙面狂犬病情况，其知识背景高度吻合于年的《英国医学杂志》(TheBritishMedicalJournal)。约瑟夫·尤尔特(JosephEwart)在《狂犬病：病理与预防》这篇文章中，主张首先用嘴吸出毒素，然后用强硝酸或者硝酸银彻底“清洗”伤口。(18)魏乐思除了没有用嘴吸毒外，基本遵照了尤尔特强硝酸清洗伤口的治疗方法。年魏乐思提到想要针对狂犬病患者，尝试皮下注射的治疗效果，却没有提及皮下注射何种药物，让人困惑。(19)对照《英国医学杂志》，魏乐思提到的这一治疗方法，应该来源于年詹姆斯·福勒(JamesFowler)的文章《一个狂犬病病例》，这篇文章提到对狂犬病患者进行吗啡皮下注射，注射之后，取得了“镇静和有益的效果”。(20)年魏乐思提到切开伤口进行放血的疗法，则应该来源于《英国医学杂志》当年2月份的专文《狂犬病流行的教训》，文章中提到普林格尔医生(Dr.Pringle)在确定自己被一只疯犬咬伤后，立刻切开伤口放血，并用嘴吸毒。他认为如果嘴巴没有伤口的话，这就是目前最好的疗法。(21)
在《海关医报》的其他部分，也不难发现魏乐思《英国医学杂志》的阅读背景。如在年，魏乐思谈到鼠疫问题时说道：“香港采取并加强了有力的卫生预防措施，但在广州，却没有任何能够检查鼠疫扩散的手段，也看不到任何卫生进步。《英国医疗杂志》最近一期，提到鼠疫的死亡率高达97％，我认为这个数字可能有所夸大”。(22)-年，《英国医学杂志》发表了大量关于狂犬病的文章。由于英国本土的高度 伴随着对狂犬病的恐慌，预防狂犬病的卫生制度在沙面也逐步建立起来。沙面工部局委员会主席史密斯(HaroldStaplesSmith)记述，远在年之前，沙面居民每年都会在工部局会议上针对狗的问题发难。(23)-年，沙面工部局最终通过一系列法规，禁止中国土狗进入沙面，并要求岛上所有居民的家犬登记。(24)沙面的预防狂犬病政策与上海公共租界同步，(25)但沙面无法像上海那样，对华人社会，尤其是对中国医学精英发挥垂范作用。(26)沙面狂犬病“飞地式”的输入，具有典型殖民医学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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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市治理的变化：从禁食狗肉到预防狂犬病
年代英国狂犬病知识输入到沙面，但并未以沙面为跳板，立刻改变广州华人社会对狂犬病的认识。广州虽然在年已经建立公共卫生局，疯狗噬人也屡见报端，但解决疯狗问题，传统上并不是政府的责任。卫生局的责任，仅限于禁止宰卖狗肉。吃狗肉是岭南民间传统，但历来有干禁令，与黄赌毒一样，虽然屡遭官府扫荡，但也总有人到城郊或秘密召来同好偷吃。(27)
-年，广州市公共卫生局一再重申禁令，禁止市面贩卖狗肉。年3月，市长孙科下令取缔宰卖狗肉，以保公安。(28)年1月，市长李福林为了压制市内宰卖狗肉风气，制定《取缔屠宰狗肉贩卖惩罚章程》。(29)年12月，卫生局认为天气亢旱，狗肉燥烈有毒，因此厉禁狗肉。(30)年6月，卫生局长何炽昌于夏至日查禁市民屠狗，并派督员严行巡察。(31)市府历次申禁中，以年卫生局长伍榜当政期间最为严厉，不仅对狗贩处以10-50元罚款，还要罚充苦工三个月。(32)
虽然年年申禁，但卫生局仍无力扭转市内食狗风气。究其缘故，除民间传统使然外，主要还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卫生局财政极端困难，年11月彭回任局长期间，曾窘迫到以私人名义向沙面银行借钱维持局务。(33)年卫生局已积欠清洁夫4个月工资，最后导致清洁夫包围伍榜住宅，请愿追发欠薪。(34)在此情形下，卫生局很难调拨足够人手监察市面。另一方面，由于贩狗有利可图，一些客军趁机在广州市内包庇宰售狗肉，干涉卫生局执法。孙科为此专门向滇军杨希闵咨文，要求他诘诫军队，勿为庇纵。(35)但即便是李福林的军队，也勾结区警，大书“卫生香肉”或“免税香肉”的布条以贩卖狗肉牟利。(36)军队不仅贩卖狗肉，在年9月至年4月间，还公然在街道上拉卫生局清洁夫做苦力，(37)卫生局对军队拉夫尚且毫无办法，又哪里敢管军队卖狗肉。但无论如何，此时的广州城，宰卖狗肉毕竟是法令所不许、报纸所抨击的恶行。
广州狂犬病流行史的一个特点在于，如果不考虑沙面的外国社区，对广州华人社会来讲，预防狂犬病卫生制度与疫苗的输入，要早于狂犬病知识的输入，而南京中央政府在其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年3月27日，南京卫生部向全国发布号训令，明确将狂犬病列为中国流行病之一，中央政府考虑到“民智未开，每多忽视，不思先事预防”，要求各省施行家犬登记与捕捉野犬两项举措。(38)广州卫生局在5月9日正式收到部令，在5月10日市政会议上，卫生局长何炽昌向市长林云陔提议对该训令进行讨论。会后公安局与卫生局共同拟定《取缔家犬野犬暂行章程》17条，其宗旨与中央政府保持同步，都是为了“防范狂犬病，保障民众健康起见”。5月23日，该章程迅速通过。(39)同时，广东省民政厅早在4月12日已转发号训令，4月14日民政厅长许崇清即刻通令全省，要求各县县长贯彻执行。(40)
但不管是广州市，还是广东各县，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对狂犬病还相当陌生，在缺乏组织、经费与专业人才，南京政府又不给予技术指导的情形下，号训令很难得到实际执行。此外政治气氛也迅速发生变化，年2月胡汉民与蒋介石分裂后，陈济棠随即割据广州，广州公共卫生局自此不再接受南京统辖。(41)在新的政治形势下，年广州制定的《取缔家犬野犬暂行章程》17条自然变成空头章程。但南京售卖的预防狂犬疫苗，进入广州药物市场却要顺利得多。年代，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央防疫处已有能力制造两种人用预防狂犬疫苗，一种是“巴氏狂犬疫苗”售价为10元，另一种“山氏狂犬疫苗”售价为3元，(42)但都未进入广州市场。年11月中央卫生部曾向广州市寄过5份疫苗价目表，至年中央防疫处在广州已建立两处代售点，一处在一德路利和贸易公司，另一处在太平南路中美西药行。(43)同时粤海关从年开始对中央防疫处的疫苗推行免税政策，(44)虽然中央防疫处用较为便宜的“山氏狂犬疫苗”取代了价格不菲的“巴氏狂犬疫苗”，但在年代，山氏疫苗价格仍旧高达4元，远远超出其他疫苗价格，几乎是所有疫苗中最贵的疫苗，高昂的价格限制了狂犬疫苗的普及。(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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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疫苗制造、预防狂犬病知识与卫生体制的输入
由于广州与南京政府形同分裂，广州不可能像上海、武汉、厦门那样有机会免费分配到中央政府的疫苗。因此在年之前，广州历次防疫运动所用疫苗、血清都需要购买，自行制造疫苗成为广州卫生行政当务之急。一些海外归来的留学生，为广州制造狂犬疫苗创造了必要条件。彭华利是其中一个关键人物，他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柏克莱大学获得细菌学硕士学位后归国，是华南地区细菌学的开拓者。(46)早在年8月，广州卫生局就派遣彭华利到中央防疫处考察疫苗制造方法。(47)年5月，新的卫生检验所在广州市盘福路金字湾落成，并开始制造各类疫苗，其中最早制造的就是狂犬病疫苗。从年7月到年6月间，卫生局共制造狂犬疫苗13批次，是制造疫苗最为频繁的时期。(48)
卫生局重视狂犬病疫苗，是否就意味着广州市内狂犬病流行呢？-年，广州仅使用狂犬疫苗剂，以每人需要注射14剂算，即全年广州仅有约44人注射狂犬疫苗，其中究竟有多少人真的感染狂犬病还是未知之数。与年广州市内霍乱患者人，死亡人相比，(49)狂犬病几乎没有资格被纳入流行病统计。彭华利对狂犬病的认识，也不是源于实地研究，而是来自于对美国医科教材狂犬病内容的译介。彭华利在年《广州卫生》上发表译文《狂犬病疫苗之研究》，(50)其内容来源于科尔默(JohnAlbertKolmer)年出版的《传染、免疫与细菌学理论实践教材：以及特殊免疫技术参考》。(51)彭华利可能是为了增加译文的权威性，删掉了书名中的“实践教材”(APracticalText-Bookof)字样。广州市卫生检验所在缺乏实际研究和知识准备的情况下，近乎畸形地重视狂犬病疫苗制造，并不是因为市内狂犬病流行，而是因为狂犬病疫苗自年中央防疫处成功制造以来，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技术，易于模仿制造。同时狂犬病疫苗价格高昂，具有潜在经济效益。
几乎与卫生局开造疫苗同时，广州市预防狂犬病行政措施也被提上日程。年6月3日，卫生局长何炽昌向市长刘纪文提议建立兽畜诊疗所，并推行家犬登记。年6月29日第62次市政会议，市长刘纪文提议“广州市家犬取缔暂行章程案”并得到通过。(52)年9月《实施注射狂犬病疫苗办理细则》与《广州市家犬取缔暂行规则》在省市两府迅速通过，(53)年8月又通过正式的《广州市卫生局家犬登记章程》。(54)但“疫苗注射”与“家犬登记”这两项卫生行政制度的执行效果都不理想。在疫苗注射方面，何炽昌原本预料人用狂犬病疫苗需求较少，而犬用狂犬病疫苗需求必定很多，结果发现市民很少会带自己的狗来注射狂犬疫苗。(55)人用狂犬病疫苗注射情况同样令人尴尬，年全年注射狂犬疫苗人数仅42人。(56)卫生局的家犬登记政策同样遭遇困境，按照家犬登记规定，家犬都需要到卫生局领牌，且每年缴纳牌费4角，如狗患狂犬病时，即须留局处置不准领回，如患普通病者，当即发还犬主，自行医理。主人除了可以得到一块铜牌外，不能享受到登记的任何好处，形同强制性的“狗捐”。(57)指望广州市民每年在7月1日主动送上门来缴纳“狗捐”，何异于梦呓。年第一次换牌，卫生局即发出布告，要求市民主动登记换牌，“凛遵无违”。到8月却被迫展期，并威胁要“执行取缔，决不宽假”。一直到年1月，卫生局仍在要求市民“毋再迟疑观望”，(58)到局登记领取犬牌者，仍寥寥无几。在家犬登记政策实质破产后，广州市卫生局以预防狂犬病，保卫公共卫生的名义，开始实施更严厉、更具社会侵入性的野犬捕捉政策。年7月，卫生局拟定《取缔家犬野犬暂行章程》草案15条，并提议设立专门捕捉野犬的野犬留养所(后改名为野犬收容所)。市长刘纪文亲自对该章程进行修改，虽然有所缓和，但章程整体上仍然十分严苛。凡是未在卫生局登记的犬畜，通通被定义为“野犬”，收容所可以进行捕捉。野犬留养所雇佣捕夫四人，并设立常费预算。(59)
虽然卫生局是以预防狂犬病的名义设立野犬收容所，但却并不在意狂犬病实地研究。主管广州野犬事务的严霈章，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严霈章在年出版专著《狂犬病》，将广州狂犬病知识往前推进了一步。但与彭华利一样，严氏输入的狂犬病知识同样不是来自于实地研究，其核心理论主要来自于外文译介。其著作主体部分最早在-年，以论文形式分三次发表在《同济医学季刊》。(60)其来源为德国科勒(WilhelmKolle)与汉斯(HeinrichHetsch)撰写的年第6版专著《细菌学：传染性疾病的诊断、流行病学与免疫学应用》。严霈章在广州期间原本想对收容病犬进行实验，但收容所惯例向来是直接毒杀病犬，以节约粮食。严氏实验不得，最后反遭赔贴之累，市长虽然表示同情，但也没有拨发研究经费的表示。(61)至此，从-年短短6年间，以广州市公共卫生局为主体，基本完成了狂犬病知识输入、疫苗制造和卫生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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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恐慌：法令开禁、媒体与暴力
广州公共卫生局执行野犬捕捉政策的一个重要后果，是改变了年之前长期延续的狗畜宰卖禁令。卫生局不但公然在街上捕捉无牌“野犬”，且将其出卖充公，因为粤人好吃狗肉，又有卫生局剔除疯犬做质量把关，因而销路大畅。(62)年卫生局捕捉“野犬”后，“野犬”主人常常到局索要，卫生局长邓真德不知如何处理这种新情况。市长刘纪文亲自指示，“为预防狂犬病发生，保持民众健康及社会交通”，但也考虑“人道上亦觉残忍”，决定主人可以领回自己的狗，但必须补领狗牌与贴补每日二毫的饲养费。一星期无人领回的狗，卫生局则可以开投变卖，广州食狗自此在政府层面正式开禁。(63)
年之前，粤民虽然也吃狗肉，但毕竟是偷吃，有法律风险与道德负担。30年代法令开禁，社会风气为之一转，屠狗成为一件平常事，并逐渐渗入主流话语层面。为了“减少疯犬的毒害”，在卫生局的示范下，民间产生“野狗人人得而捕之，人人得而诛之”的观念，“只要狗头上没有特别标记，尽管抱走就是”。(64)养狗市民向市长反映有“歹徒”偷狗，卫生局为了防范“歹徒”冒称狗夫，每次捕狗都会协同警察办理，并佩戴“广州市卫生局捕狗夫”证章，以资识别。(65)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难有说服力，河南宝岗、河北小北、东沙与沙河一带出现著名狗肉市场。(66)抗战结束后，狗肉店更是登堂入室，公然设在市区，以香肉招牌为号召，与各大酒家“三蛇龙虎会”并驾齐驱。(67)
在古典文学中，野犬噬人往往是末世的表征，反映的是个体面对哀鸿遍野时的凄恻与激愤。现代狂犬病的观念，则在华人社会引发了不同以往的新情绪——集体性恐慌。抗战开始后，屡有野犬或家犬伤人之事，“传闻所及，市民感有戒心，情形相当严重”。(68)年广东省政府统计全省36种传染病，在年1-10月期间，总计有传染病患者人，死亡人。“瘈咬伤”作为36种传染病之一被纳入统计，患者人，死亡0人。(69)考虑到狂犬病％的死亡率，这里的“瘈咬伤”显然不是狂犬病，而只是普通的狗咬伤。年广东省将普通狗咬伤纳入传染病统计，夸大与扭曲狂犬病实际流行程度，与年粤海关凌尔医生的做法如出一辙，反映的都是对狂犬病蔓延的非理性恐慌。
抗战结束后，广州市对狂犬病的恐慌在年达到顶点，报纸在散布狂犬病恐慌情绪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华报》和《越华报》是这一时期市内销量较大的报纸，(70)年4月24日，《国华报》报道一名老叟在逢源正街被狼犬咬伤。(71)同日，《越华报》也进行大篇幅报道，在农林处和大沙头发现恐怖癫狗，要求有关当局宜为市民安全着想，及早防范。(72)4月25日，《越华报》以大标题《癫狗又咬死一市民》报道沙基出现疯狗。(73)同日，《国华报》以《疯狗当道》为题继续跟进报道。(74)月28日，《国华报》在《市民注意：提防疯犬》这篇报道中，开始将矛头指向政府，指责当局置之弗理，使一般市民生命大受威胁。(75)在报纸连篇累牍的轰击下，一时群情汹汹，一般市民纷纷向市府请愿。一名叫毕厚仁的普通市民，在“征之报章，连日疯犬噬毙者，常数之见”的情况下，亲自写信给市府，条列章程十数条，主张捕犬队有权入铺屋视察，如无口罩之犬，不论大小，捕杀无论，且论头行赏。保甲有责任辅助捕犬队，市民杀无口罩犬无罪。(76)遗老蔡国英也亲自给警察局长黎铁汉写信，请其施行犬类登记。(77)中山大学教授郑师许“查文明各国，家犬外出，一律均戴口罩，否则以野狗论，由警局执行捕杀，以保市民安全，本市人口稠密，家犬众多，疯狗病发生时，传染甚速，应急严加管理”。因此向广州市临时参议会提出“防疯狗案”，连署人为地方名流罗雪甫、黄俊成与赖少魂。(78)市府一方面受到民众请愿压力，同时也受到报纸压力。在广州市档案局档案中，有一份给市长欧阳驹的参考资料。其中有报纸新闻的剪贴，内容为《国华报》4月28日的报道，《越华报》4月24日的报道，以及《星岛日报》4月24日题为《警方重新颁布蓄犬条例》的报道。在这份给市长的参考资料边，有人用蓝色钢笔写下“注意”与“参政”字样，且用红笔打上了多个感叹号(!)。(79)5月12日广东省新闻处举行记者发布会，广东省卫生处处长朱润深向在场记者保证，狂犬疫苗已在制造，且已经组织打狗队。但广州到底有多少狂犬病病人，也还是说不清。虽然缺乏对广州狂犬病流行的实际调查，但并不妨碍广州人采取暴力来消灭狂犬病。年代刘纪文当市长时，虽然使用捕犬网、捕犬套和铁锁链捕捉野犬，但并不曾在街面上格杀野犬，事后也允许犬主在期限内缴费领回。(80)但到了年，暴力迅速升级。为了防止狂犬病蔓延，广州市长欧阳驹向警察下令，射杀街面上一切野犬。(81)警察局也感到此事太过残忍，在6月3日向欧阳驹提议将无主犬收容，交给警犬班处理。欧阳驹在6月17日回复，“土犬实难训练为警犬，不如毙之!”在欧阳驹的这封亲笔文件中，感叹号(!)下笔极重。(82)广州一些中学也响应政府号召，组织“打狗团”，专门击杀疯狗。(83)一方面警局当街屠狗，另一方面市场上宰狗极多，民间有“鼠年狗受灾”的说法。(84)年5月间，是广州有组织大规模屠狗的开端，以预防狂犬病的名义，暴力在街面上任意滋蔓。-年的短短20年里，广州社会风俗为之一变，自此狂犬可怖，杀狗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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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语
广州的狂犬病流行史，并不是简单的进步主义科学发展史，更是一部社会构造史。当然不能因此将广州地区狂犬病知识的传播、对这一疾病的预防与应对，全部归结为权力运作的副产品，而完全忽视其客观必要性，但本文主旨在于指出其中存在防治手段不符合比例原则的问题，那么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会出现不符合比例原则的现象？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样的畸形状态？狂犬病是一种被构造的社会现象，对疾病的观念与实践，可以影响到现实社会。反过来，现实社会的诸多力量也在构造疾病本身。
从沙面时期开始，殖民医学飞地式的输入，就已经显现出广州现代狂犬病知识与社会现实脱节的畸形状态。在西方医学输入的背景下，狂犬病从传统医学的诸毒杂症中脱离出来，城市治理的内容，也从禁宰狗畜转为预防狂犬病。年，当狂犬病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进入广州城时，广州缺乏知识准备，少有社会共识，但却不计社会成本，不考虑实际效果地迅速建立起整套现代狂犬病预防体系。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变动，在其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更为重要的，是科学与公共卫生这两面大旗，在狂犬病构造史上居功甚伟，借助二者在话语层面的深入人心，预防狂犬病变得不可质疑。
彭华利与严霈章作为输入新知者，其知识仅仅来自于对西方书籍某些章节的翻译，加上缺乏实地研究，使得广州狂犬病不断被夸大。虽然严霈章喜欢借攻击中医，来增加预防狂犬病的合理性，但这里实际并不牵扯中西医之争，而是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85)狂犬病疫苗制造情况也与此类似，疫苗制造并不是根据疾病流行实际情况，价格因素与技术成熟度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作为连锁反应，年疫苗生产又刺激了相关卫生体制的建立，卫生体制建立后又不断向人们灌输家犬登记、被狗咬需要注射疫苗的预防观念。社会对狂犬病的集体恐慌，以及媒体的推波助澜，则为广州狂犬病构造史粘上最后一块拼图。此外，广州社会构造狂犬病的过程中，还产生了两个副产品，即主流话语层面狗肉开禁与屠狗暴力的泛滥。年广州预防狂犬病屠狗最疯狂的时候，一些狗主人纷纷到警察局登记，以获取狗牌，保住自己爱狗的性命。构造即解构，对进步主义的质疑，往往更能反映出历史的真实性。(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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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狂犬病文化史领域，最值得参考彭伯顿(NeilPemberton)与沃博斯(MichaelWorboys)关于英国狂犬病文化史的专著。狂犬病疾病史最详尽的专著，可以参考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出版的《欧洲与地中海狂犬病史》。参见NeilPembertonandMichaelWorboys,MadDogsandEnglishmen:RabiesinBritain,-,NewYork:PalgraveGrave,;A.A.King,A.R.Fooks,M.AubertandA.I.Wandeler,HistoricalPerspectiveofRabiesinEuropeandtheMediterraneanBasin,Paris:WorldOrganizationforAnimal,.
②李明子、罗玲主编：《内科护理学》，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年，第页。
③阮元：《广东通志·舆地略》第94卷，清道光二年刻本。
④葛洪：《葛仙翁肘后备急方》，《广州大典·》，广州：广州出版社，年，第-页。
⑤释继洪辑：《校刻岭南卫生方》，《广州大典·》，广州：广州出版社，年，第41页。
⑥齐德之著、裘钦豪校：《外科精义》，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年，第98页。
⑦王维德：《王洪绪先生外科证治全生》，《广州大典·》，广州：广州出版社，年，第页。
⑧无名氏：《小儿产妇跌打杂症内外科药方》，《广州大典·》，广州：广州出版社，年，第页。
⑨周其芬辑：《经验良方》，《广州大典·》，第页。
⑩戴肇辰修、史澄纂：《广州府志·杂录》卷，清光绪五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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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Dr.J.F.Wales,"ReportontheHealthofCantonfortheHalf-YearEnded30thSeptember",CustomsMedicalReport,No.24,Shanghai:StatisticalDepartmentoftheInspectorateGeneralofCustoms,,pp.25-26.
(14)Dr.J.F.Wales,"ReportontheHealthofCantonfortheHalf-YearEnded31thMarch",CustomsMedicalReport,No.33,Shanghai:StatisticalDepartmentoftheInspectorateGeneralofCustoms,,p.32.
(15)Dr.B.StewartRingier,"ReportontheHealthofCantonfortheYearEnded31thMarch",CustomsMedicalReport,No.55,Shanghai:StatisticalDepartmentoftheInspectorateGeneralofCustoms,,p.6.
(16)Dr.B.StewartRingier,"ReportontheHealthofCantonfortheHalf-YearEnded31thMarch",CustomsMedicalReport,No.63and64,Shanghai:StatisticalDepartmentoftheInspectorateGeneralofCustoms,,p.26.
(17)NeilPembertonandMichaelWorboys,MadDogsandEnglishmen:RabiesinBritain,-,NewYork:PalgraveGrave,,pp.9-10,p.39,p.69,p.73,p.78,p..
(18)JosephEwart,"Hydrophobia:ItsPathologyandPrevention",BritishMedicalJournal,Vol.2,No.,19November,pp.-.
(19)Dr.J.F.Wales,"ReportontheHealthofCantonfortheHalf-YearEnded30thSeptember",CustomsMedicalReport,No.24,Shanghai:StatisticalDepartmentoftheInspectorateGeneralofCustoms,,p.26.
(20)JamesFowler,"ACaseofHydrophobia",BritishMedicalJournal,Vol.2,No.,19November,pp.-.
(21)"TheLessonoftheEpidemicofHydrophobia",BritishMedicalJournal,Vol.1,No.,27February,p..
(22)Dr.J.F.Wales,"ReportontheHealthofCantonfortheHalf-YearEnded30thSeptember",CustomsMedicalReport,No.47and48,Shanghai:StatisticalDepartmentoftheInspectorateGeneralofCustoms,,p.29.
(23)H.S.Smith,DiaryofEventsandtheProgressonShameen,9-,HongKong,,p.20.
(24)JohnathanAndrewFarris,EnclavetoUrbanity:Canton,Foreigners,andArchitectureFromtheLateEighteenthtotheEarlyTwentiethCenturies,HongKong:HongKongUniversityPress,p..
(25)"Rabies",TheMunicipalGazette,7October,3.
(26)关于上海公共租界卫生局对华人社会的垂范作用，可参考KerrieL.MacPherson,AWildernessofMarshes:TheOriginsofPublicHealthinShanghai,-,Lanham:LexingtonBooks,.
(27)聊生：《香肉话围炉》，《礼拜六》年第-期。
(28)《咨卫戍总司令请转饬各军勿庇纵宰售狗肉由》，《广州市市政公报》年第期。
(29)《指令卫生局据呈拟订取缔屠宰狗肉贩卖惩罚章程准照办》，《广州市市政公报》年第期。
(30)《食狗肉毒毙七人》，《香港工商日报》年12月4日第7版。
(31)《卫生局查禁夏至日市民屠狗》，《广州市市政公报》年第-期。
(32)《广州市卫生局拟订取缔屠狗肉贩卖惩罚章程开列》，《广州市市政公报》年第期。
(33)《局费支绌》，《广州民国日报》年11月23日第7版。
(34)广州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广州市志》第1卷，广州：广州出版社，年，第页。
(35)《咨卫戍总司令请转饬各军勿庇纵宰售狗肉由》，《广州市市政公报》年第期。
(36)《广州军政界怪象之一斑争税收卖狗肉》，《香港华字日报》年2月14日第7版。
(37)《拉清道夫》，《广州民国日报》年9月8日第7版；《又拉及洁净夫》，《广州民国日报》年4月17日第9版。
(38)《卫生部训令：第二六七号(中华民国十九年三月二十七日)：令各省民政厅、特别市卫生局：令发办理家犬登记及捕捉野犬办法仰遵照由》，《卫生公报》年第2卷第4期。
(39)广州市档案局档案，4-01//-2/。
(40)《颁发家犬登记及捕犬法》，《香港华字日报》年4月15日第6版。
(41)王鹏：《国家与检疫：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研究(-)》，温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年，第38-41页。
(42)中央防疫处编：《中央防疫处一览》，北京：中央防疫处，年，第-页。
(43)中央防疫处编：《民国二十、廿一年度中央防疫处报告》，南京：中央防疫处，年，第76页。
(44)广东省档案馆档案，94-1-。年，粤海关将免税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上海卫生试验所生产的药物。年后，粤海关对药物进口彻底放开。关于粤海关的疫苗免税标签，可以参见广东省档案馆档案，微缩胶卷，胶卷号：498。
(45)中央防疫处编：《中央防疫处十二周年刊》，南京：中央防疫处，年，第页。
(46)中山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中山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年，第-页。
(47)中央防疫处编：《民国二十、廿一年度中央防疫处报告》，第68页。
(48)彭华利、黄永衍：《卫生检验所工作概况(附表)》，《广州卫生》年第1期。当年疫苗制造批次最多的是天花痘苗，共16批次，但有10批次是在11月集中制造。
(49)WuLien-teh,"TheCholeraEpidemicinChinawithSpecialReferencetoShanghai",NationalQuarantineServiceReports,Shanghai:NationalQuarantineServiceHeadquarter,Vol.3,,p.2.
(50)彭华利：《狂犬病疫苗之研究》，《广州卫生》年第1期。
(51)JohnAlbertKolmer,APracticalText-BookofInfection,ImmunityandBiologicTherapy:withSpecialReferencetoImmunologicTechnic,Philadelphia:W.B.SaundersCompany,,pp.-.
(52)广州市档案局档案，4-01//-2/～。
(53)《核准广州市家犬取缔暂行规则》，《广东省政府公报》年第期；《广州市家犬取缔暂行规则》，《广州市政府市政公报》年第期。
(54)《广州市卫生局家犬登记章程》，《广州市政府市政公报》年第期。
(55)《卫生局布告施种狂犬病疫苗》，《广州市政府市政公报》年9月30日第期；《指令卫生局呈改善发给犬用疫苗受种证办法准予备案由》，《广州市政府市政公报》年第期。
(56)《第一卫生区事务所一年来工作概要》，《广州卫生》年第2期。
(57)《广州市家犬取缔暂行规则》，《广州市政府市政公报》年第期。
(58)《卫生局布告转换犬牌日期》，《广州市政府市政公报》年第期；《卫生局取缔未领牌家犬》，《广州市政府市政公报》年第期；《卫生局布告先期家犬登记》，《广州市政府市政公报》年第期。
(59)广州市卫生局档案，4-01//-2/。
(60)严霈章：《狂犬病》，上海：商务印书馆，年；严霈章：《狂犬病(Lyssa)概说和辩异》，《同济医学季刊》年第1卷第1期；严霈章：《狂犬病(Lyssa)概说和辩异(一续)》，《同济医学季刊》年第1卷第3期；严霈章：《狂犬病(Lyssa)概说和辩异(二续)》，《同济医学季刊》年第3卷第1期。
(61)严霈章：《狂犬病》，上海：商务印书馆，年，第77页。
(62)严霈章：《狂犬病》，第76页。
(63)广州市档案局档案，4-01//-2/～。
(64)丘峻：《屠狗漫画》，《宇宙风》年第90期。
(65)《卫生局严禁歹徒擅捕野犬》，《广州市政府市政公报》年2月10日第期。
(66)丘峻：《屠狗漫画》，《宇宙风》年第90期。
(67)聊生：《香肉话围炉》，《礼拜六》年第-期。
(68)严霈章：《狂犬病》，第68页。
(69)郑彦棻、金曾澄、许崇清等编：《广东省卅年度卅六种传染病统计表，一至十月》，《广东年鉴》第23编，韶关：广东省秘书处编译室，年，第页。
(70)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广东省志·新闻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年，第38、63-64页。
(71)《恶狗咬伤老叟》，《国华报》年4月24日第3版。
(72)《市区内癫狗愈见猖獗》，《越华报》年4月24日第5版。
(73)《癫狗又咬死一市民：亦有烹食癫狗致死者》，《越华报》年4月25日第5版。
(74)《疯狗当道》，《国华报》年4月25日第3版。
(75)《市民注意：提防疯犬》，《国华报》年4月28日第3版。
(76)广州市档案局档案，7/5/75/70。
(77)广州市档案局档案，7/5/75/73。
(78)广州市档案局档案，7/5/75/48。
(79)广州市档案局档案，7/5/75/30～32。
(80)广州市档案局档案，4-01//-2/。
(81)TheNorth-ChinaDailyNews,16May,3.
(82)广州市档案局档案，7/5/75/10。
(83)《穗市狂犬病猖獗》，《申报》年5月10日第2版。
(84)《香肉好市》，《开平华侨月刊》第2卷第6-7期。
(85)严霈章：《狂犬病》，第78-83页。
(86)杨国强：《脉延的人文》，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排版
曾小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