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老病死”之于人，是常态。福州话有“人吃五谷，怎能不生病？”有听说过在枪林弹雨中没有中过一颗子弹的“福将”“福兵”，好像还没有听说有一生中都没有生过病的长寿“福人”（彭祖所谓活了八千岁，那是神话故事）。老一辈福州人还有个观点，说疾病有真假之分，凡有药可治的，均为假病；真正的疾病是无药可治的，只有等死。我很不幸，自幼就得了真病：小儿麻痹症、学名脊髓灰质炎，这个病的后遗症导致我的右腿萎缩、右足弓起，最可怕的是，它让我小的时候整天的提心吊胆，总怕忽然间一命呜呼。在福州，从公立最好的市二院骨科到盘屿著名的林氏中医骨伤科医生都说，我这病腿好不了，我想这是真正的病啊，随时要死的！这念头一直伴随我到我后来参加了赤脚医生的培训。倒不是我怕死，因为福州人说“朔代都未做起（人生的事一件都还没做）”，这样的人就成了“讨债囝”。既然都要死，不如早早死了算了，何必向父母向家里多讨些债呢？我不想当讨债囝，所以到处打听能够治我这病腿的信息。“文革”期间，报纸大力宣传说针灸可以医治聋哑、肢体残疾，我得知消息立即赶医院，给他们做实验，但毫无效果。
年，孙子要上幼儿园，我和妻子来到了上海，亲眼目睹了上海的医疗科技水平远远高于福州。好像年吧，又从央视《朗读者》栏目里看到著名的话剧演员濮存昕说到他最感激一位医生的故事。原来濮存昕自幼也得了脊髓灰质炎，小的时候，一次走在路上，被受他感激的那位医生看到，便主动接待并为他做了手术，使得他的人生完全得以改变。这事发生在北京，全国最好的医疗水平。我生活在福州，没这个条件。虽然不相信真假病之说，但我相信人的命。天子脚下的百姓就是比荒蛮之地的人幸福。时间到了年，我先是一个人偷医院（全国乃至全球断手再医院）骨科咨询，得知可以通过手术将右足的弓起放平下来，我可高兴了。然后排了队等待手术。年6月终于上了手术台，经过一年多的恢复锻炼，现在行走的质量大大提高，按照主刀主任的说法，将来我的术腿恢复的状况将越来越好。我庆幸濮存昕生活在北京的同时，也庆幸自己古稀之年也生活到了上海。要是还生活在福州的话，应该现在也能进行我这样的手术了，但效果理想吗？我不敢保证，因为在上海六院住院期间，就看到很多跟我相似的外地病患是因为当地没有处理好才不得已来上海第二次再医治的。看到他们，我自然就想起过去我们家乡医疗的状况。
有句话叫“无知无畏”。既然真病无药可治，只有等死，那是命。除此之外，假病有什么可怕的呢！因此对于平日里的生病，家里人一般都很轻视。对疾病藐视看轻也好，忌讳也好，福州人基本将“药”说成“茶”，而且每说到“病”和“茶”，后面还要跟个“囝”。比如说感冒是“风寒囝”（hōnɡnɡɑnnɡiānɡ），药品是“茶囝”（dáyānɡ），去药铺买药服用说成是“撮茶”“去撮朔（一）两帖茶囝吃”。而“药”字成了诅咒的用词。比如对于歪门邪道骗取的钱财，人们会咒诅这钱将会成为骗取人买药的费用。
我却以为，其实根本原因在于穷，从国家到老百姓，都缺钱。解放前，社会性的医疗保障体系根本连个影都看不到。有福州歌谣为证。当工人的，“有病逐转厝（被工厂主赶回家），几乎命断蒂”；当店员的，“生病伊（指老板）毛管（不管），病死拖后门”，被雇的只能“生死由命”。世道艰难，大家整日里都忙着生计的事，小病无所谓，大病看不起，结果只好随它去，然后找个借口，好给活着的家人和病死去的人有个交待的同时，也为了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因为“看不起”病，所以一有了病首先自己解决。这样的状况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的头几年里。
以前很多老福州人肚子里都装有不少的偏方单方甚至怪方，像头痛脑热、拉肚子之类的浅病，更是自行解决。如头疼，先抹家里常备的仁丹万金油；不解决的话，就到“青草摊”（草药摊）或药铺买回一把寒草（福州人叫“金线吊葫芦”），熬了浓浓的汁，加红糖，喝下去，盖上棉被，“汗给熻（héi，捂）出就好啦”；或者就熬“姜母汤”（ɡīünɡmolōunɡ，即老姜汤）加红糖板，一样的喝过了要盖棉被熻出汗来。要是拉肚子，就泡“橄榄咸”或是“榆甘露”，或者取点过去常常家里会备着的“神曲”，熬制了喝两三次，再就是交待这两三天里不能再吃荤油的东西，“把肚子洗干净”就好了。还有五花八门的“吃什么补什么”的理论，腰痛吃猪“腰只”，胃痛吃猪肚，等等的饮食偏方。这些七古八怪的方子有没有用，不好说，但有的花花草草还真的有药用，比如我儿子小的时候，一次拉肚子，西医看了不好，中医也看了，也不好。还是我母亲去周围田边地头找呀找呀，找到一种叫“鸭尺骹”的野草，拔了几棵回来，叫妻子熬了汤给孩子喝。结果儿子喝过两遍，就大见成效。妻子还特地从福州把这草移植到上海家的阳台上，说是预防备用。
我医院里培训时，西医外科的林主治医师会让不愿意上手术台的胆囊患者去草药科的草药房找配药的祺伯，祺伯会把一种叫“胆草”的草药包了5包，然后交待患者说：“拿去熬。早晚各一次，头过（遍）二过都是两碗水熬成一碗，加点砖冰（冰糖）。连续吃5天，不要来了。注意饮食不能油腻！”据说先前有位胆囊患者找到林医生，林医生认为必须开刀，而病者不愿意，就自行找草药科。刚好那天草药科的游天财医生如厕去了，负责药房的祺伯多事，私自诊断给药。患者也多事，服了药不痛了，就特地找林医生，说，你看我不是不用开刀也好了吗？林医生大为奇怪，认真询问查诊了一遍，确实认定草药有疗效。医者仁心，更注重疗效的事实，便从那时起凡不愿动手术的胆囊患者，林医生都把他们介绍到祺伯那里去。这事引起我极大兴趣。西医看，严重时胆囊炎不好好治疗，极易诱发胆总管堵塞导致炎症囊肿，严重时引起胆囊穿孔以致腹膜炎而不治，最好方法就是手术切除。而草药科祺伯说的病理是病家（人）长期阴阳不调导致胃火郁结，伤及肝胆，再说下去的理论，会让人头晕脑胀。不过，反正这剂草药能治好胆囊炎。我还特地拿回一袋子的胆草搁家里备用“做好事”，可惜后来一场大火把它们都吞噬了。
总之我要说明的是，中药草药还是有着疗效的。
民间还有不少怪方。先父长期得着胃病，中西医长期看不好，母亲就到处打听偏方，结果听到一个怪方：说是要半夜里给胃痛的人熬制“研研糊”，吃几次就会治好胃痛，还特地交待，制作这糊的时候不能让别人知道，食用时不可开声，否则这方法会被“破”。害得我母亲好几个晚上不敢睡觉，看着钟点计算着时间，用小石磨研磨炒熟的大米，然后加水熬成糊状，须算准等到地地道道时针指到“12”正点了让这研研糊恰好的熟，然后轻轻招呼父亲起来，给他喂食这“研研糊”。我母亲为此辛苦了十几天，结果我父亲一点也不见好反而更加疼痛。提供怪方的人倒说我母亲心还不够诚。真是冤哉哀哉。
即便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国家的婴儿及孩童的死亡率还是很高的，又因为整个社会的医疗条件差，所以民间常常用些心理安慰的办法寄希望于想象与神灵。福州人提及到小孩的病患有很多的禁忌。比如，生病了不能说“病”，而说“做犬”（zókěin；民间认为狗有九条命，不会轻易的死）、“做犬囝”、“伓好疼”（yīnnɡoliánɡ，伓：不；“好疼”指孩子乖巧）、“沒好疼”、做脾（意思耍脾气）等，都是避开说孩子得了“病”。再如送给菩萨或某神仙“做囝”；还有给人“掼饭”，就是给有比较多孩子的家庭当干儿子，沾沾这家多孩子的福气，求得自己的孩子能够顺利成长。我想这一切也可以算是怪方吧。这些怪方，有没有作用，天知道。
毕竟有病会显示出症状难受，自力更生不能解决问题，就得去找医生了。传统的习惯，一般都先找中医。
医院，中药铺里一般有坐堂医，他看过之后开的药方里的药，要是就在该药店里取，一般不收取看病的费用，要是不在该药铺里取药，就要付给坐堂医生的“笔资”，相当于现在的挂号费用。我小时候住的小街北端往南到白马桥西头仅米左右的路面，就有两家药铺，一家位于白马桥西南侧，叫“回元”药店，规模大些，有坐堂医；小街中间有家私人家庭药铺，老板会些单方偏方之类的。过去，医院还是药铺给的药都不包效果。
我国几千年来的医疗体系都以传统中医中药为主，西医西药是近代的事。虽然西医西药在不少病患方面显示出很多的优势，但中医中药即便到现在仍然有着它不可代替的地位与作用。只要看看我国历史上人口增长的幅度就知道中医中药在中国人健康的保障方面是起着很大作用的。今年年的新冠肺炎病毒疫情流行的医治活动中使用了中医中药，就显示出中医中药强大的力量。“五四运动”几位先驱鲁迅、胡适等人都激烈反对过中医中药，但在那时的大环境下，他们也都脱离不了中医，特别在慢性病、怪病、疑难症等方面，中医确实有着神奇的功效，据说胡适对此也说过：“中医让人糊涂地活着，西医让人明白地死去”。
旧时的福州中医界状况大致有世医、儒医、客医、游医，另外还有不能不提到的巫医。世医指中医世家传承和名中医授徒。儒医指功名不就的读书人转行从事了脉理之术，古代医书与儒家书籍起码在文字上相通，转行极为容易。客医指客居福州而设馆从医的。游医指“拍铁锏卖膏药”之流，医治的多为外科跌打损伤，也有个别的挑担卖草药过程中也给人把脉出售草药。巫医指用巫术符咒甚至香灰治病的，其中有个别的颇通医理，利用扶乩请仙作掩护给人看病，更多的则是骗取钱财。这是从行医的状况来分的，传统中医系统里，除了巫医，都源自“儒学”，也就是从读书人而转变。过去读书为了“学得真本事”（十年寒窗），然后“卖与皇帝家”（科举仕途）。但能够走上仕途的能有几个呢？大部分便转行了，有当私塾家教的，有搞算命卜卦的，有挂牌从医的。福州近代这类从医的人群里，当推福州长乐的陈念祖最为典型也最有成就。
福州历代的名医，论著作之丰富，医术之精湛，首推清代世医儒医兼备的大医师陈念祖。陈念祖（-），字修园，一字良友，号慎修，长乐溪湄（今长乐市江田镇溪湄村）人。他医术高超，不但有很多著作留下来，还有许多传说留给后人津津乐道。话说陈修园的母亲有一次病得很厉害，他给母亲把过脉后，确认非用“白虎汤”不可。白虎汤是治暑好药，但这汤剂药性强、猛，用在自己娘亲身上，他很犹豫踌躇。因为没有其他更好的药方可以替代，所以陈修园一边踱来踱去，一边口里念念有词：“若非亲生母，须用白虎汤。”他没有注意到他的学徒正把老师的话记下了。这位学生跟了老师多年，而且很有心计，偷偷去把了师奶的脉，也确定非用白虎汤不可。于是，学徒自己把白虎汤备好，熬了，然后亲自侍候老人家服下。陈修园母亲的身体很快有了起色，又过了些日就全好了。这次自己的学生给母亲治病，当老师的他会不知道吗？不可能，因为心中有数，也就不去挑明。
陈修园出生世医之家，他的祖父精通医术，不仅教给他精湛的医术，还教他正直地做人。只是那时候还是“学而优则仕”，科考被认为是正道，弄医治病对读书人来讲算兼职的活。乾隆五十七年（年）陈修园中举，之后参加了会试却没有考上。不过在京城期间他救治了光禄寺卿伊云林的中风症和军机大臣和坤的足瘘症而名闻京师。嘉定二十四年（年）之前，他的人生以科考求仕为主业，兼搞点个人喜好的治病救人的副业，而这一年后，大概终于看清了仕途的险恶，他便居住在了福州城内的石井巷，专心从事医业，名声渐振。那时琉球（今日本的冲绳县）王得有脑风症，百医无效。琉球王派来我国的使者吕凤仪路过福州，得知他医术高明，专程登门求医。他根据使者描述琉球王的症状给开了一方，琉球王只服一剂就痊愈了。
陈修园的著述很多，流传下来的有30余种。近代民族英雄乡贤林则徐在为他著的《金匮要略浅注》一书作序里写道：“……窃谓近世业医者，无能出其右也。……先生在宦在乡，用其术活人，岁以千百计。”
福州民间知道陈修园医术高明，还留下了上面“若非亲生母需用白虎汤”的故事，其实他后来做过官、还是很好的官。
中外古今，无论中医西医，都会有名医和庸医，福州话说“好呆人相拖累”，即“鱼龙混杂”的意思。但疾病的医治效果是实打实的，吹是吹不起来的。福州的中医世家均医道精湛，在20世纪中期就闻名榕城内外，并行医治病一直到新中国。这里简略介绍一些，如，骨伤科有盘屿的林氏世家，其代表林如高，曾为中央的罗瑞卿、王震、万里、叶飞等领导人治过，均有不错的疗效；外科有横屿萧氏世家，其代表萧治安，年还在福州最繁华的东街口开设“医院”；儿科有城里桂枝里陈氏世家，医寓有副对联：“门前老树不知岁，河上长流无尽时”，说明医寓源远流长，代表陈桐雨精于儿科麻疹，被誉为“儿仙”。还有如妇科有善化坊孙氏世家、眼科有卢氏世家、内科有壶山林氏世家，等等。福州“三坊七巷”的黄巷里有个小弄叫“喉科弄”，就因弄里专治喉科疾病而出名；医院草药科的游天财老师当年寓居中洲岛，靠每日肩挑草药担走街过巷，出售草药兼给人把脉治病为生，他原来有个被人起的外号叫“毛（不）回头草医”，就是他的草药担子过去，后面的人叫他，他绝不回头给人看病，进入一院后，他的看病医院里的一道亮点。即使巫医中也曾经有卓、郑2人医术高明，只是为了出名，便先利用紫霞宫开设乩坛替人看病，出了名，便在家开设门诊给人看病，把假的面具不要了。
旧时巫术很流行。巫术往往是在诸多求医的道路被堵死之后不得以而为之。但也有运用于“预防”方面的。旧时直到“文革”之前，福州城里城外很多里巷要冲处，常常会看到刻有“泰山石敢当”的石碑。它是有来历的。据宋人王象之《舆地纪胜》载，庆历四年（年）在莆田发现了唐大历五年（年）“石敢当”碑一块。《舆地碑目》说的更细，张纬庆历中为莆田令，在县衙发现此碑，上面有文字：“石敢当，镇百鬼、压灾殃。”西汉的《急就章》中也有“石敢当”3字，注：“敢当，所向无敌也。”可见，立此碑之风自汉就开始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清代，碑文演变成了“泰山石敢当”，民间传说它由江西龙虎山的张天师所写，意思是泰山的神力能低档住一切的凶神恶煞。清人俞曲园《茶香室丛抄》卷十说：“齐鲁之俗，多于村落巷口立石，刻‘泰山石敢当’5字，能暮夜主人家治病。”福州人立此碑，当受北方人影响。刻这样的碑立于街头巷尾，为的是防止病妖邪毒侵犯乡里，也算预防的办法吧。
先父曾经说起他当年通过装扮“八将”把自身的疟疾给治好的事，这肯定列入巫医类的巫术。疟疾即打摆子，周期性的发热发冷，身体非常难受，上山下乡过的知青中很多人都得过此病。我父亲年轻就得了疟疾，找了很多西医，使用了当时一块银元一针的盘尼西林即青霉素，中医也用了很多办法都根治不了。后来我二姑父让他去装扮游神中的“八将”，说是有人就通过这办法把“摆子鬼”赶跑了，之后再也没有发作过。病急乱投医，我父亲答应了。那一次是“游泰山”。队伍正在集合的时候，场面纷纷绕绕，父亲跟主事的说，身上开始有“动作”啦。主事随手抓过一套服饰，是“元帅”的礼服，便让我父亲马上先穿戴起来，又招呼大家加快动作，列队，燃放鞭炮，鸣锣开道，大队人马就这样出发了。我父亲身上就一直微微的麻觉得有点热，但又不像往常那样一下子大烧起来。后来队伍行走了大概半个小时，忽然间觉得连起初的一点点热感也消失了，一直到游神活动结束，这一路上都没有发作。我父亲有点不相信。接着他想这可能有泰山神压着，回去可能没有神的“镇压”，又会跟以往一样要打摆子。结果，一整夜无事，第二天还有点担心，结果又一整天没事，这样过去了三四天，终于认为长期缠绕的这种病完全好了。这事我曾经在市一院培训时请教过我的西医老师。他说没吃特效药，疟疾是不可能好的，还给我上了一堂关于疟疾的病理课。我也不相信鬼神能够治病，但父亲不可能骗人，我二姑父也证明了这事。现在我想，最有可能是精神疗法起了作用。那样热烘烘的场面里，人的情绪一下子就上来了，就如福州人说的“血热”，情绪一激动，病鬼只得退避。之后的三四天，担心的同时，也在寄希望于游神的医治，其实还是精神在作用。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看法，很大成分是猜测。
中医大多为私人性质，各自独立对外服务，彼此之间可谓“老死不相往来”，严格的自我保护，毫无什么经验交流可谈。即使世家，也“传男不传女，传新妇（媳妇）不传伲婿（女婿）”。正因为此，所以面对西医侵入，中医基本上无法反击。一因各自为战，形不成合力拳头；二因在西医的所谓“科学”理论之前，说不出那一套可见的可摸着的理论，只能在医治的效果上面才有的一比。以致在“五四运动”时期，几乎被当时的精英们围剿差点被消灭殆尽。我就经历过这样的感受。我在市一院培训赤脚医生时候，自己拜的西医外科老师教我时，经常说，“你看，这是血管，脂肪，神经，那有什么气血、经络？”但遇到患胆囊炎又不愿意上手术台的病人时，又会向病家介绍“到草药科找祺伯”。当医生的最注重的是疗效，能够让疾病得以医治，就是真理。其实中医西医是各成体系，不存在谁更科学谁不科学的问题，还是“和而不同”各取其长而各去其短。
中国人的战术里有一条“置死地而后生”。大概面对西医的入侵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另外也学习西医的先进方法，福州曾在20世纪20年代末，有7位发起人先是成立了“私立福建中医讲习所”，后改名为“福州中医学社”，送福建省教育厅备案时再改名为“福建中医学社”。该学社成为当时全国正式立案的4个中医学社之一，培养了多位中医，医院里的中医科的科室主任和主治医师多毕业于该学社。该学社为福州的中医事业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到了40年代，又有私人名义创办了两所中医学校，其中一所办在我家附近的大庙山（今福州四中），办了几年，都因未获得正式立案而停了下来。
除了办中医学校，也办有中医的医院，最出医院，医院的前身，位于鼓东路开元寺前。年春开始筹备，次年底建成，有门诊有住院部。不医院，也是当时全国仅有的医院。首任正副董事长为萨镇冰、林通、林植夫。所需费用由佛教界和海外华侨捐助。医院成立目的为了救济贫困百姓，免收或仅收取成本的药费。解放前夕，医院拥有二三十名医务人员，还培养了一批年轻的护士。解放后的年，福州市民政局救济会成为了该院的合办一方，改名为“医院”。年，再改名为“医院”，是一所以中医为主的医院。
近代，福州先是成为“五口通商”，洋教跟进，西洋传教士先以播种牛痘开始，紧接着就设立了专业的医疗医院。这就是福州正式西医组织的开始。早期创办的有“圣教”“马高爱”“塔亭”和“柴井”等。医院成立于年，属于基督教美国公理会；医院成立于年，属于美国美以美差会，最初位于仓山今福建师大数学系所在的地方。医院合并为“协和”医院，院址定在南门兜边的原新权路11医院院址。年从美医院，作为医院。“文革”该院下放，医院迁入。“文革”之后，医院返回，医院搬出到吉祥山上的福建中医学院校址，中医学院迁到五四北路；又以后，五四路西侧办起医院，医院改医院。
基督教英国圣公会先是在福州设有海港医生，年在医院，以地名为院名即“医院”。年正式归福建圣公会教区管理。年收回，医院。
“医院”也是基督教英国圣公会创办于年，医院所在地的福州北门柴井地名为院名。解放后收回，医院，“文革”中从柴井搬到台江医院院址内。
医院，福州的不少私人西医医院，其实很多只能算诊所。医院，原来位于延平路，医院，规模不大，所以当地人也称之为“汉斌诊所”，解放后成了双杭街道卫生院。解放前时代，医院管理层均为洋人把持，在其任职的中国医生毫无职权可言。这些洋人还无形中主导了福州地方的医务管理，引起不少西医界的有识之士不满，便组织起一所“医院”。福州第二次沦陷期间，医院被伪组织改为“医院”，光复后恢复原来名称。解放后医院成医院，具备很强的医疗技术，该院许多名医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很有名气。医院的西医老师说起医院里长长的名医名单时，满脸都是崇拜。可惜，“文革”初期不少专家被迫害致死，医院被下放遣散。医院迁入，即为医院。
福州医院，那是陈仪主政福建时期创办的“医院”，在当时设备设施都比较完善。抗战爆发，医院迁往战时的省会所在地永安，抗战胜利后迁回。现为位于东街的“医院”。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学习的是前苏联的严格的计划经济，只有正式体制内的人员才有医疗的保障，他们仅限于城镇户口里的国家干部、事业编制人员、国营和大集体企业的职工。医疗保障，对于小集体企业的职工，像是天边的云，可望不可及，这些企业的领导常常告诫大家，慢慢地努力吧，爬到大集体的编制上就有啦；而对于广大的农村农民，连医疗保障的影都看不到。
大的企业，像省级的，医院，医院所需要的人员编制列入国家编制调配。如福建机器厂、福州二化等。医院的，有简单的医疗室，除了小病小患外伤处理，还负医院就诊单。就诊单一式三份，同时当作就诊的报销凭证单据。医院会将这些单据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一次性向就诊患者的单位报送治疗的总费用。那时的看病费用是由所在单位全报销，没有现在的私人也要出部分的做法。这就使得当时不少职工将自己的享受想方设法地移植到家人的身上去。我有位邻居，他的妻子需要长期服用中成药“八珍丸”，他就要求厂医疗室开给他这药，医疗室告诉他，这是女性服用的，但他坚持说，他服用了很有用。医疗室也只好开给他。更多的情况是，找医院的关系，按照患者需要开药，只要不是严禁（如红处方笺）或者有危险的用药，一般医生也都会通融，毕竟那时大家都穷的叮当响。医生也心知肚明，好人做的。脱氨酸、谷氨酸、叶酸，甚至鱼肝油等，在那时牛奶就是补品的年代，这些都成了“补药”。还有病假条，那时也只要医生开得出，一般企业都遵照给假。短时间的病假，全额的工资，比较长的病假工资才打折扣。往往是开几天病假，上班几天，再去开几天病假，这样工资不减，私活照旧。很多企业遇到这样的员工，辞不得，退不了，只好睁一眼闭一眼。您想，仅仅医疗费用报销和病假这一项，这样的管理体制，就足以拖垮一个企业。原有的体制下的企业不改革能行吗？那个时期，国家也看到处于山区三线的工矿企业的医疗极为落后，医院抽调医务人员定期到这些企业轮流为职工看病和培训基层医务人员的作法。但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地医疗落后的状况。
能够享受到国家医疗保障的人数是少之又少，体制外的人们为了心理的平衡，除了怨命，也只能弄个“真病”“假病”的心理安慰。
“文革”期间出现的赤脚医生，可谓世界医疗史上独有的创举。“文革”几年，医院大乱，许多专家被迫害致死，几年里没有新的力量进院，整个医疗水平受到很大的影响。城市尚且如此，更别说原来就缺医少药的广大的农村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伟人提出建立庞大的赤脚医生的队伍。于是城市的基层街道和农村的乡镇村各级，都建立起了赤脚医生队伍。被选出当赤脚医生的一医院培训3个月时间，培训的内容主要是“针”和“草”。针，指针灸，草，指草药。当时有个很响亮的口号：“一根针一把草治百病”，还出版了厚厚的好几本《赤脚医生手册》、《中草药谱彩图》等赤脚医生的案头书籍。甚至还有赤脚医生题材的歌曲，有两首曾经让我心潮澎湃。一首是女高音独唱《千年的铁树开了花》，一前奏就是键盘小字三组的“g”高音，“千年的铁树开了花，万年的枯藤发了芽，如今咱聋哑人说了话，……”说的是针灸的神奇；另一首是颇有仙气的女声小合唱《采药》，“脚踩白云头顶天，身挎背箩上苍山。踏遍青山尝百草，悬崖陡壁敢登攀。”那时我就是哼着这些歌曲信心满满地走进医院希望能用部队的“神针”把我的病腿治好。可惜，满腔的企望最终成了“稀望”。不过在农村，这项事业对于改善农村的医疗落后面貌还是有了一定的作用。但在城市里，它的作用极为有限，因为人们医院。
毕竟，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了，覆盖全国的医疗保障体系逐渐建立健全，互联网的新科技让优秀的医疗资源得以向小城市乡镇扩展，国家还通过医疗人才的交流、培训等，让过去落后的地区也能分享到现代医疗科技的福利。看病难、难看病的状况正逐步成为了历史，过去，给上了60岁的病人做手术，医生是极为忌讳的。而如今在上海，七八十岁老人上手术台的病例不是少见。现在我们不需要“自欺欺人”的真假疾病的观念，更坦然面对因寿命的延长而显现的多种疾病，倚仗着先进的医学科技，“生老病死”，与病同行，享受生活，到了自然规律的终点，也就坦然地归回“生”的起点去。
榕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