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界经济增长实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传统的基于生产要素函数理论为基础形成的经济增长理论和方法，正在遇到一系列新的实践变革带来的巨大挑战。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国际投资贸易规则新变化、全球经济区域化周边化、大国经济政策溢出效应、“一带一路”倡议、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全球减碳战略实施以及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等重大新变量、新因素正在深刻冲击和改变传统世界经济增长格局，客观上也在影响和重塑传统经济增长的速度、总量、资源配置结构、企业组织、产业结构、规制结构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新机理，潜在地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理论创新和发展。理论研究和创新发展需要把这些新变量、新因素引进传统分析框架，构建并形成统一而综合的世界经济增长新分析框架。这是世界经济增长理论包括国别经济发展理论创新发展的新方向和新空间。
作者：权衡，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
目次
一、“疫情变量”与世界经济增长的“供需双重冲击”分析
二、投资贸易新规则与世界经济增长内生性新态势
三、产业链区域化周边化与世界经济全球化新变化
四、大国宏观经济政策溢出效应与世界经济增长政策协同
五、“一带一路”倡议与传统国际投资贸易理论创新发展
六、中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世界经济增长新动力
七、全球减碳战略与世界经济增长路径新变革
八、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与资源配置新机理
最近十多年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界经济增长进入了所谓“长期停滞”状态。传统的支撑世界经济增长的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国际规则以及国际经济治理的理论工具和方法也都出现了许多新变化、新趋势和新特点。如何根据实践发生的深刻变化，更加科学地分析、研究和预测世界经济增长问题，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新课题。
笔者认为，世界经济增长实践本身出现了许多新的变量和因素，这些新变量和新因素在传统的世界经济增长理论分析和工具中尚没有被充分考虑进来。如何把这些年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中出现的新变量、新因素考虑进来，重新纳入并综合形成一个新的分析世界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和方法工具，是非常值得思考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实践问题。这里特别提出如下几方面的新变量和新因素，值得在对世界经济增长分析过程中加以考虑，以期待形成世界经济增长理论分析的新框架和新视角。
一、“疫情变量”与世界经济增长的“供需双重冲击”分析
长期以来，我们分析经济增长趋势，大致可以从供给和需求两端进行分析。从供给侧来看，主要看生产要素投入、劳动生产率以及技术进步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最终主要看全要素生产率，通过投入产出分析框架即可大致判断经济增长的潜力和趋势；从需求侧来看，主要是短期分析方法和观察消费、投资、进出口等所谓“三驾马车”的变量与经济增长的态势；从全球来看，则主要立足比较优势原理和国际分工理论，分析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等诸多变量及其变化趋势，进一步分析影响世界经济增长的问题。同时，宏观经济学也立足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等这类经济活动，观察分析一旦发生危机、衰退、萧条等现象时，如何通过宏观经济政策进行有效干预，进而摆脱危机，走向复苏和增长，与此同时也注重观察长期的经济增长及其波动问题、外部冲击问题等。应该说，这方面已经形成了许多成熟的理论和模型，如早期的强调资本积累为代表的哈罗德?多玛模型、资本与劳动均衡替代配置式的索罗?斯旺模式，以及以罗默等为代表的强调知识进展、技术积累和创新等新经济增长理论等，从生产要素投入视角分析长期经济增长的理论；也形成了宏观经济学中需求管理理论、萧条理论、进出口理论、国际投资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外汇理论，以及所谓“危机理论”“萧条经济学”等，从需求侧进行调节的宏观经济增长和管理理论。
特别需要提出来的是，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冲击后形成的凯恩斯经济学、70年代石油危机冲击后形成的供给经济学、80年代在对凯恩斯经济学反思中出现的所谓理性预期学派、货币主义学派等等；后来，经济学家也针对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等冲击性因素，做了大量的深入研究，形成了大量的有关外部冲击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成果和方法。这些研究成果和方法对于我们思考外部冲击因素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尤其是从全球范围内观察，类似于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等因素如何从短期和长期两个层面影响世界经济增长，都是很有启发和思考价值的。
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起始于三年前的这场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显然已经对世界经济增长产生了严重冲击，如何科学分析疫情大流行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如何把这次新冠疫情大流行纳入经济增长分析框架中，形成一种科学的令人信服的分析框架，则是值得思考和研究的新课题。原因就在于，这次疫情大流行影响范围极其广泛，时间也比较长，影响程度也极其深刻，运用传统的萧条经济学分析框架或者是短期的外部冲击分析方法，实际上难以分析清楚这次如此大范围的疫情流行对世界经济的深刻影响。
首先，新冠疫情的影响不同于以往的供给冲击或者需求冲击，而是对供给和需求两个层面同时带来了双重冲击。疫情蔓延以来对全球供给和需求都带来了深层次影响，制约了生产和供给方所必需的劳动、资本等要素正常流动和原材料等基本投入，大中小企业几乎同时被迫中断生产和经营活动，冲击了制造业的正常投入和产出；同时，疫情极大影响和制约了人员和科技等要素流动，深刻冲击了服务业的正常运行，造成全球范围内总需求进一步收缩，服务业发展严重受阻。从一定意义上说，新冠疫情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冲击程度、衰退程度乃至疫情防控客观上造成的各方面的影响和代价，也远超传统金融危机的冲击和代价。在这种情况下，显然很多简单地运用传统的供给冲击或者需求冲击进行分析是不够的，需要从供需两侧双重冲击及其相互关系角度全方位地动态分析疫情对增长的影响。
其次，疫情不仅对市场方面带来冲击，而且对基于比较优势、资源禀赋条件而长期形成的国际分工体系也带来了影响。换句话说，传统的基于比价优势和资源禀赋条件形成的国际分工体系与全球产业链体系受到疫情蔓延的严重冲击，特别是疫情全球蔓延及其防疫的全球不同步带来全球供应链不稳定、全球产业链受到严重冲击；全球分工体系从原来注重效率导向转向安全导向，全球产业链、创新链和价值链体系几乎都面临新的重构。在这种背景下，传统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和分析方法面临新的挑战，需要从全球产业链调整态势以及出现的新特征出发，思考全球化价值链的重构及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
第三，全球疫情大流行严重影响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原来快速发展的国际资本流动、国际贸易发展和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生产布局及创新网络受到极大冲击，这也造成传统的基于效率优先的市场化配置资源和跨国公司全球流动性大大受到冲击。因此，疫情如何影响全球资源配置，多大程度降低全球市场配置资源效率等等，进而深刻影响世界经济增长潜力和效率，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我们需要跳出传统的增长函数理论、需求管理理论或者外部冲击理论等单一分析框架，从世界经济增长的供需两端双重冲击及其互相影响、全球微观资源配置效率改变、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的重构和影响等多个视角，深入分析全球疫情大流行对世界经济增长产生的深层次冲击和影响，探索疫情冲击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和综合效应，形成疫情全球蔓延下供需双重冲击型经济增长分析框架。
二、投资贸易新规则与世界经济增长内生性新态势
长期以来，分析世界经济增长离不开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国际贸易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国际投资尤其是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直接投资是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因此，人们主张自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特别是根据WTO的贸易及投资规则，所有加入WTO的成员都按照WTO规定的贸易规则开展国际贸易及其相关投资。事实上，我们也确实发现，WTO作为推动世界贸易自由发展的国际经济组织，在推动国际贸易发展、国际经济合作，进而推动世界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近几十年来，世界主要经济体既是WTO的积极参与者，也是世界经济的重要贡献者，世界经济也是按照WTO的贸易规则和投资准则，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和进步。
这方面，我们也先后形成了很多重要的理论，如WTO框架与国际贸易理论、国际投资理论、跨国公司理论、国际经贸合作理论等，特别是围绕WTO的规则，也形成了许多贸易和投资的新规则、新理念，如关税减让、市场准入、非市场壁垒、公平交易、自由贸易、市场透明度、有效监管、市场规制、市场体系、反不正当竞争、反市场垄断、国际仲裁等等规则规制。在这些理念和规则的引导和影响下，我们基本倾向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借助WTO多边主义合作机制和框架，推动自由贸易，实现合作共赢，共享世界经济增长红利。
但是，最近这几年，WTO框架及其功能正在出现某种“失灵”，影响世界经济增长的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也进入了规则多变和规则重构的新阶段。
首先，WTO成员就削减关税和补贴等实质性问题进行的磋商陷入僵局，持续5年之久的多哈回合全球贸易谈判几乎是长期中止，WTO上诉机制也陷入停摆。WTO多哈谈判的停滞给世界经济，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的经济增长造成了巨大冲击；与此同时，呼吁WTO改革的声音此起彼伏，但是改革的方向是什么？WTO新的出路在哪里？各方面并未形成一致意见。因此，作为世界经济重要的多边主义体制机制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其次，各种新的投资贸易规则，尤其是区域性的双边、多边规则层出不穷，各种新的规则、新的标准不断出现，国际投资和贸易的规则出现碎片化和边境后的特点。这些年，先后出现了TPP、CPTPP、RCEP、ATAAP、MUSCA等新的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的新规则。值得指出的是，这些新规则背后的逻辑基础已经与传统的基于比较优势和WTO框架下的讲自由竞争、讲效率导向、讲规则导向等在理念和导向上不同了，新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出现了从边境外的关税减让措施等走向边境后制度创新的新态势，新规则开始深入并影响一国内部的经济体制和制度安排。
第三，新的投资贸易规则体现出更加高标准、高要求、高水平的新动向和新趋势。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些新规则从原来讲效率导向、讲比较优势原则转向讲公平导向、讲安全发展的新态势。因此，特别需要深入思考和研究正在出现的高水平、高标准的投资自由化规则、服务贸易规则、电子商务规则、货物贸易规则、知识产权规则、竞争政策规则以及补贴政策、劳工标准等等，这将对未来的国际经贸合作、对外直接投资以及世界经济增长带来哪些深层次的影响，需要运用新的方法、新的视角来思考和构建新规则下世界经济增长的内生性趋势和新增长态势。
三、产业链区域化周边化与世界经济全球化新变化
与上述分析有关的一个问题是，全球化与区域化问题正在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增长的新问题。过去我们分析国际市场、国际分工以及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全球治理、国际经济机构和协调等等这些决定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都是基于全球化发展的视角，基于全球生产一体化、贸易自由化、金融国际化的理论和实践逻辑来展开分析和讨论的，其背后的微观基础都是国际跨国公司根据市场化原则，推动全球科技创新，在全球配置资源，提高全球劳动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为全球化发展和世界经济增长不断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也正因如此，世界主要经济体都秉持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的理念，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化发展，认为以市场化配置资源和世界科技革命为根本动力的全球化发展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也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也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和实践经验，我们也形成了许多新的世界经济学理论，如比较优势和国际分工理论、全球生产一体化理论、跨国公司理论、国际投资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全球化理论以及所谓的全球化宏观经济学等等。
但是，目前的现实和问题在于，经济全球化发展正在遭遇逆转，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势力不断抬头，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以及全球科技创新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全球化发展正在遭遇全球发展失衡、收入分配不平等、环境保护以及各种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等因素的种种质疑和实践困惑。尽管以中国为代表的世界许多国家，都正在积极探索如何形成包容、开放发展的全球化新路径，继续推动世界经济开放发展、创新发展、协同发展和绿色可持续发展；但另一方面，全球化也出现区域化、周边化的趋势，全球多边主义体制、自由贸易规则等受到重创，各种区域性和双边的国际贸易、国际投资正在不断加快。面对这种新的实践变化，我们不得不思考至少如下两个问题。
首先，以市场化和效率为导向的经济全球化究竟何去何从？逆全球化思潮对当下世界经济增长带来哪些深层次影响和冲击？毫无疑问，经济全球化必须更好地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全球化发展不能仅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