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清文艺民间艺术家余忠汉的别样故事

箫台旧事

民间艺术家余忠汉的别样故事

□孙平

余忠汉是井虹寺前村人，该村属“中国电器之都”——柳市镇所辖。井虹寺前村有着七百多年的历史。明隆庆壬申年（）《乐清县志》载：政洪寺前因村建于政洪寺之前而得名，简称寺前（为了简便起见，本书采用“寺前村”或“寺前”）。井虹寺旧名“政洪院”，坐落于柳市镇四板桥村狮子岭门前山斗岭山坪处。据传，因四板桥村及附近村镇连年干旱、河水枯竭，村民无望。突然霞光万丈，山脚古井的井中气吐如虹，经日不绝，水源兴旺，极为清澈甘美，从而解救一方苦难，百姓纷传井神显灵，取名虹井。据传寺初创于唐朝。民国三十二年（），十五岁的国学大师南怀瑾曾自修于井虹寺玉溪书院，现立有他所撰碑记，并留下诗一首：“西风黄叶万山秋，四顾苍茫天地悠。狮子岭头迎晓日，彩云飞过海东头”。

寺前大桥是村的中心，村办公楼、超市、老年活动中心……都聚集在这里。向远处望去，东、南、北面都是平原，西边是紧密相联着的、像乐清铁皮枫斗似的三座小山：蓬山、堂山、吉（桔）山。这里仍保存着浓厚的江南乡土气息：飘香的稻谷、四通八达的河流、砖瓦与混凝土结构的房子……这时，人们便会自然想起柳市宋代著名诗人翁卷的《乡村四月》：“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这里最显眼的地方，就是一座大桥和一棵大榕树。桥下的寺前河水由柳市流来，到这里后，迅速向黄华内河终点流走，从黄华内河再流出去就是乐清湾到东海了。余忠汉说，小时候，这条河的两岸种满了柳树，田里种满了棉花。到秋天收获时，雪白的棉花覆盖了一望无际的田野，宛如一派雪后的北国风光。从桥上往西走百余米，一棵百年大榕树像永远撑开的大伞，招来了纳凉的村民，他们惬意地过着凉爽的时光。有大树庇护的地方必有不平凡的人，此说虽然找不出具体理由，但我坚信它是真的。

独特的文化环境造就了独特的人，作为首饰龙、细纹刻纸传承人，余忠汉就生长在民间工艺之乡。温州历史上手工业一直非常发达，漆器、青瓷、青铜冶铸等名气都很大，工艺美术多达十大类、一百五十多个品种，素有“百工之乡”之称。现在，温州市大师级工匠有四百多名，还拥有千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些产品与名类中，乐清的工艺美术品在整个温州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乐清上下一千六百年，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民间工艺源远流长，工艺美术品种繁多。截至目前，乐清市已列入各级“非遗”项目保护名录的近二百项。其中，细纹刻纸、黄杨木雕、龙档、蓝夹缬、首饰龙这五个项目，被称为“五朵金花”，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竹壳雕、金漆圆木、参龙等二十个项目列入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一百多个项目列入温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近二百个项目列入乐清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目前，乐清市共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温州市级以上的代表性传承人达一百多人。

寺前村隶属柳市镇，这里的工艺品生产历史源远流长，至今有五百多年的历史。有三千多人从事细纹刻纸、石雕、黄杨木雕等工艺品的创作和生产，产品远销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新加坡及港、澳、台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部分作品被国家美术博物馆和省博物馆收藏，还有一些作品作为高档礼品，赠送外国政要及社会名流。年5月，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柳市的民间工艺美术品种丰富，能工巧匠辈出：寺前村的细纹刻纸；四板桥村的石雕；上池头村的画帘刺绣等。

艺人们非常注重艺术传承的“传帮带”作用，大都是子承父业，有许许多多祖孙三代共同从事民间艺术的雕刻世家，使工艺代代相传。余忠汉便是首饰龙、细纹刻纸的优秀传承者，从他的曾祖父余银锵，传到爷爷余成榜，再到父亲余朝德，大伯余朝亮，三伯余朝坦，到余忠汉已是第四代了。

寺前村多余姓，从始祖迁至到余忠汉的太公余银锵时，已是晚清了。那时村里只有十多座屋，五十来户人家，三百来号人。余太公一生都居住在寺前，每年情况大都如此：上半年种田、做生意；到了下半年，就开始为客户制作龙船。乐清的龙船有好几种：平龙、大龙、板凳龙、首饰龙。首饰龙就是龙船，也读作“廊船”，即形状如廊桥的样子；因祈求各行各业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凶煞远退、驱邪纳福，故而被称之为“太平龙”；由于老百姓在神面前许过愿，所以也它叫“还愿龙”；因有楼层，又称为“楼船”（过去叫平龙或首饰龙，为了统一起见，凡是静止的都叫“平龙”，以机械传动形式出现的叫“首饰龙”。划龙船是对平龙与首饰龙的统称，因为民间没有直接说“划平龙”或“划首饰龙”的。此外，乐清人喜欢把划龙灯叫作“划龙船”。为了表述方便，后面仍会出现“龙船”“划龙船”等词）。余忠汉曾祖父余银锵制作的是“平龙”，它形体较小，又比较轻，可以由身强力壮的汉子举着在广场上表演舞蹈动作。温州童谣曰：“正月灯，二月鹞，三月麦秆做吹箫。”灯就是舞龙灯，本地叫划龙船。“舞龙灯”包含着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之意，即所谓“祈年”。《周易·乾卦》爻辞多处言“龙”，《象传》解释“龙”的象征意义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此言称谓君子，也是赞美龙。飞龙在天，龙腾虎跃，刚健进取，自强不息，正是华夏儿女自古相传的优良品格。在古代，由于人们对大自然的依赖感和神秘感，认为自然现象和自然力存在一种神秘力量在支配，就把它们奉为神灵，并且加以崇拜和祈祷，龙船是这些崇拜物中最特殊的一种。

划龙船盛行于乐清县西，即以柳市为主的地区，属于民间社火习俗，距今已经有多年历史了。最初龙船灯以把龙装饰在船上的形式出现。据明代姜淮所著《歧海琐谈》记载，当时乐清就有盛传“村落糊楮，像龙首尾，裁版为身，机转辘轳，篝灯于上，从以金鼓，沿门索赏，谓之龙船灯。”乐清乡风纯朴，尤以元宵节前后滚龙灯最能体现。鱼灯、龙灯、狮子灯、走马灯、档龙灯等轮番上场，走街串巷、敲敲打打好不热闹。这里地处东南沿海，面海临江，北倚雁荡山。独特的自然环境，产生了独特的生活方式，田少人多，自然灾害不断，人们仅靠种农作物，无法维持正常的生活，历代渔民靠出海捕鱼为生，而渔船是渔民的生命，离开了船，渔民就失去了生存条件。据说龙船这个名字最早出现在明末清初年间，曾祖父余银锵等前辈艺人们根据龙灯的形式再结合自己的想象，创作出这种形如船，船首为龙头型的艺术品。并称它为“龙船”，龙船是船与龙的结合体，显然它是乐清民间的图腾崇拜物。

划龙船从正月初六开始，一直延续到正月十七晚上，历时十二天，包括接龙、挂红、游龙、游殿、收妖、送龙等环节，是各村里过春节的盛事。假如没有特殊情况，每年都有这项活动，而“头家”即是负责整个划“龙船”民俗活动的首事，按照明代流传下来的保甲制度，共分十甲，各户各家轮流做头家。

龙灯改造成龙船大约在清晚期，它与国家政局有密切关系。清后期，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刮分中国，人民纷纷起来反抗，作为民间艺人，曾祖父余银锵等艺人，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表达抗倭的主张。历史上，由于东南沿海一带遭受倭寇侵扰，长期得不到消灭，逐渐成为政府与老百姓的心病，到明代出现三十六名勇士战倭寇的壮烈事迹。道光《乐清县志》记载，明朝嘉靖三十一年（年3月），倭寇侵犯黄华：

勇士括人骁雄，甚衣纸甲，用铁搊与倭遇，即前突之，会淫雨不止，纸甲尽濡，又兵寡不能胜，欲少退，择利顾桥已断矣！盖士人畏倭，以勇士委之也，倭数百尾勇士，勇士行自如，追则举搊反击之，倭走复来，如是数四，终莫敢近，勇士乃从埭渡埭崩，括人不善水，遂沉水中，倭从而射之，良久死矣！其后河上似常闻哭声。

这则故事真可谓是一波三折，令人震耳欲聋，其战斗场面让人不禁为之惊叹。以致后来常常有人在这条河上，听到鬼哭声。最终戚继光剿灭倭寇，抗倭取得胜利。为了纪念这些壮士，唤醒人们与侵略者作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表达自己保家卫国的心愿，余忠汉的曾祖父等前辈们，在龙船内置三十六个神位，将龙灯改造成龙船，供老百姓观赏、祭拜。

早在元代，寺前村的艺人们，为适应民间习俗，在每年元宵佳节，家家户户都张贴剪纸、窗花、门神、服饰花样，意即去邪，保佑家门清吉，人口康宁。剪纸就是用剪刀或刻纸刀将纸剪刻成各种各样的图案。细纹刻纸就是在鞋花和龙船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工艺美术品，是两种花样交融的结果。由于划龙船活动年年频频出现，人们的审美能力也在不断提高，余氏的祖先们通过不断实践与创造，使细纹剪纸的语言开始丰富，技法开逐渐熟练，纹样开始精细。在各种民俗活动中将民间剪纸广为应用，比如，余氏二房余敬诚太祖创作了一套龙船花，在当时流行的龙船上出现，深得民众的好评。曾祖父余银锵的刻纸作品主要特点是“阴刻”为主和“色彩点染”，它的构图朴实、饱满，造型生动、优美，色彩对比强烈，当刻纸贴在纸窗上时，透过户外的阳光照射，艳丽夺目，表现出一种特有的艺术效果。

爷爷的“龙尾花”

余忠汉的爷爷余成榜从小就跟祖父余银锵做平龙了，一有平龙业务，他们就在一起制作，一到农忙季节，就一起干农活，彼此之间感情深厚。当年曾祖父为他起了这个名字，就是希望他长大后，要出人头地，能成为别人的榜样。当然他已经实现了自己的夙愿：龙船与剪纸技艺，在乡里乡外已颇具名气。

自有龙船制作以来，大部分民间艺人都是从农民转变而来的，他们无法完全从农业生产中解脱出来，只能充当亦农亦艺的角色。而农业又长期受封建制度的制约，就使他们一代接一代地不断地重复着贫穷的角色。乐清的粮食作物种植历史悠久，在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和产量中占主导地位，而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使多数土地被少数地主占有。到了民国后期，战乱迭起，国民党政府暴敛横征，苛捐杂税，导致物价飞涨，人民苦不堪言。农民们又饱受地租、徭役的盘剥，只得靠“放青苗”、借高利贷度日。农民终年劳动，除去交租纳税，自己只剩三四成稻谷，一日三餐喝稀饭，用本地话讲是：薄浪汤照清眉毛。每年三季登场之前（尤其早稻前，叫长交青），所谓青黄不接，更是缺粮的季节。许多穷苦人家，一年到头吃不上半滴油，部分人家连粮食都无法借到，只得外出求乞。

俗话讲，白米饭好吃田难种。长期以来，乐清的农业生产都是春耕、夏种、秋收、冬藏，年复一年，墨守成规。假如年景不好，就吃不饱饭了。虽然谁都想成为地主，但要真正成为地主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要从十来亩田地增至一百亩，如果仅靠种田，即使顺年顺水，也要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积累。因此，农民永远会是农民，地主永远会是地主。对于一个家境一般的农民来说，你想要吃得饱，就得像机器一样不停地劳动。一旦停止了劳动，你就没有饭吃了。这样你还得想方设法搞些副业、做些生意什么的。但做生意首先要有本钱，还得冒风险，而一般人家是承受不起的，所以穷人忙碌了一辈子结果还是穷人，世世代代地穷下去，不断地重复着昨天的故事。余忠汉的爷爷在村里也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殷实人家，已拥有十来亩地，住有五间两披舍，全家能吃饱饭。即便是这样，也不敢有一刻歇息的想法。

爷爷余成榜为了增加收入，一直在努力着，梦想自己一家能快点致富。除种田外，最多的就是做豆腐，包括豆腐干、千张、豆腐皮等。凌晨两三点，他就起床开始磨豆腐了。他用陶桶将磨好的豆腐汁煮开，当起泡沫时滴入适量菜油，使泡沫平伏，并用纱巾过滤，析出豆渣。余下的豆腐渣，是最好的猪饲料。接着他将冲洗后的豆浆汁，合入原豆浆汁，再次煮沸后，向陶桶内加入石膏，使之冻结。余成榜常用盐卤替代，使豆腐的味道更加纯正。然后他和家人担着豆腐，到各村各户去叫卖。

除了农副业以外，细纹刻纸是家里重要的经济来源，爷爷余成榜把主要精力集中到龙船与刻纸上来。农历十月份左右，他就开始做平龙。此时，全家人都会一起来帮忙，各展所长。爷爷现在做一支龙身四层的平龙，骨架全部采用竹篾。纸张用的是洋绿染纸，这些纸张都是自己手工做的，他将四五十张纸放入锅中染色，然后晾干，再分开。对每个步骤，他都要做到细心、耐心，生怕把这么薄的纸弄坏。平龙前端制一大龙头，前后置少数几个绸布人物，船身内部点上蜡烛，目的是让人们能看见，所以要刻许许多多的细纹刻纸，它充当着窗帘的角色。因为有了刻纸，才使平龙熠熠生辉，绚烂夺目，焕发出迷人的光彩。平龙是静止的彩画，这些彩画都是爷爷所刻的，内容有：梅鹤延年、天女散花、鱼跃龙门等寓意吉祥的图案，人们通常叫它“龙船花”。

一般来说，龙船花由内至外，分三层设计，里面是绿纸，边上染绿，突出中间。最外一层叫作“柳条”，设计较为简单。中间面积较大的是龙船花的主体部分，中心约二平方厘米的面积，是最见功夫的地方，刻极细的鱼鳞纹，或刻双鱼纹，与四周的直线形成一种对比。过去龙船花的用量非常大，它像印花的玻璃一样贴遍龙灯四周，一只平龙的左、右以及后方共要贴龙船花三百一十八张，里面还要先贴四层较简略的叫“通出”的龙船花，共计一千二百七十二张。它的纹样以直线条组合的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的几何图形为主，这些图形名目繁多，光是装饰纹路就有六十多种不同样式。龙船花的样式和工艺也不断地发展，其制作更为精细，装饰更为繁复美观。爷爷所刻的纹样以直线条组合的几何图形为主，其中龙尾花尤为金贵，线条极其细致，非高手不能胜任。可这种工艺品代价却不一般，生意好时，一张龙尾花要付出一担谷的代价。由于各地每年春节都要进行龙船、滚龙等民间娱乐活动，龙船质量越来越高，它的精致细巧程度逐渐成了评判龙船的重要标准之一。同时，划龙船在乐清民间活动中的流行，不断推动着细纹刻纸的发展。

由于爷爷余成榜名气大，请他制作的人又多，大家又多集中在这个时候来预定，所以他都是天天赶着做工，每天都要做夜班。而这时，天气越来越寒冷，龙船又不能晒太阳，一晒就会变形，影响它的质量，因此必须放在室内做。而房屋破旧，人又穿不暧，爷爷只有天天挨冻。但收入还是不错的，一般一个冬天能制作二至三只平龙，每只有三百到五百斤稻谷的收入，年成好的，也有每只上千斤稻谷的收入。当然，这么多的谷也不是全都给自己的，因为其中的一些零部件也要委托别人加工，所以稻谷也要分给他们一些。

爷爷余成榜经常教育下一代：做人要勤劳，要诚实；做事要肯动脑筋，要有担当精神。但据说他是个急性子的人，对事对人直来直去。稻担本是用来担柴或担稻秆用的，他生气时，喜欢砸稻担，将稻担往阶沿头上猛砸，不一会儿，就被砸成几段。要知道稻担是选用又硬又韧的木头做成，需要花费许多钱买的，砸坏了非常可惜，可他全然不顾这些。

余忠汉的父亲余朝德出生于年。他从小就跟上辈制作龙船了。

每年正月初三四时，就开始有人来要龙船了。来的大都是“头家”，即做东出钱的人，对待他们可要格外客气。五六个头家一来，父亲余朝德早就备好酒肉，待他们大吃大喝一顿后，便会慷慨出钱。他们大都是有钱人，其中也有一些人不懂信奉规则，尤其是一些忌讳的东西。据说柳市曹田村有一户人家在海上做鱼鲜生意，龙船划到他家时，他面对龙船竟然说自己生意做亏了，结果给村里人骂了好几年。龙船买走前，他会告诉客户一些要注意的事项，比如怎样正确使用龙船，尽量保证它不会被损坏。父亲还告诉他们说，龙船划过来时，你必须要说自己能赚钱，目的是讨彩，也是保太平。

余忠汉的父亲余朝德、大伯余朝亮和叔父余朝坦都是乐清首饰龙的创始人。起先他们所做的是平龙，那时龙船上的装饰物是固定不会动的，每年的装饰品也大同小异，因此兄弟们一直寻思着如何对平龙进行改造。改造的方向一是装饰，他们采用了多种彩色的纸张，使色彩更加丰富，刻有：五谷丰登、龙凤吉祥、六畜兴旺、松鹤延年、年年有余、福禄寿喜等图样。过去龙船所装饰的全都是花，为此后来增加了人物。为了能达到宾主分明、闹中取静的效果，他们在原有彩色纸张基础上，改用纯白的连史纸及宣纸来镂刻。同时还大胆探索，设计了丰富的图案，如人字夹、斜纹类、锁铜花、十字型、正字形年糕心、金田字、田交田、小方胜、鱼鳞纹等几十种，成为乐清细纹刻纸早期的开创者。此外，他们还采用了明暗对比、粗细结合的手法，创作出生动活泼的画面，使细纹刻纸艺术逐步走向成熟。

另一方面是让龙船上的人物活动起来。原先他们制作的龙船，前有龙头，在龙头口状部分有含珠垂须，后有龙尾，作为龙的象征性标志。在其身上插满各色小旗，每层左右和后方系复壁结构，内壁贴透光白纸，外壁贴淡绿色或五颜六色的细纹刻纸图案。但他们觉得还不够，要继续创新，一定要刻制出更美好的龙船来。划龙船活动各地民间都有，父亲余朝德他们经常前去观摩，以便改进自己的平龙。他们首先从鳌山灯（俗称“靠山灯”）得到启发。那时，乐清乐成也有人曾制作过。鳌山历史比龙船悠久，在北宋时期就有了。鳌山是以竹篾、铁丝扎成骨架，外蒙五色纸或透明纸，制成山川、房屋等风景，形似古代传说中的海上巨鳌，因而得名。其后台设置绠盘，用钢丝、绳线系住鳌山上的人物。当绠盘旋紧时，全体人物就会表演动作。于是，父亲余朝德他们想到了机械转动原理。因为在民国时期，民族工业兴起，柳市人创办了十几家纺织企业，厂里都采用机器生产，因此，机械给他们以极大的创造灵感。作为乐清首饰龙创始人，余朝德及大哥余朝亮、弟弟余朝坦，吸取了工业机械原理、古老的水车运行，结合鳌山制作原理，对龙船内容进行创新。余朝亮他们经过许多次试验，发现问题主要在变迅箱上的机械原理。这么多的齿轮都要相互作用，齿轮要转到每个具体的小单位，而且，要使整支龙船的人物都要动起来，并运用自如是个大难题。后来余朝亮的儿子余忠前（是北京第五建筑公司的老板，精通工业机械绘图、齿轮运动机械原理）、经常会寄来图纸，讲解机械原理，经过十来年的反复试验，终于取得成功。他们在龙船上加入了一百多个木质齿轮，用手摇动主轴后，龙船灯上的一百多个人物就能活动起来，使传统平龙脱胎换骨成为首饰龙，完成了从平龙到首饰龙的创新变化过程，是龙船史上革命性的变革。由于父亲余朝德、大伯余朝亮和叔父余朝坦制作的首饰龙越做越好，名气也越来越大，他们成为温州地区著名的民间工艺师，许多人都前来拜师学艺，其中就有后来成为非物质遗产首饰龙传承人的林邦栋。

余忠汉父亲余朝德的个性不张扬，平时默默无闻，埋头苦干，但心中却蕴含着一种不甘落后的精神，他在努力地经营自己的家庭，通过长期的积累，全家已拥有十七亩地，还租了十几亩地，加起来一共有三十多亩地。就田地而言，是余家历史上最多的时期（在村里算较富裕了）。家里雇了一个长工，长工本地叫“相帮”，相帮一年到头都在余朝德家里免费吃住，相帮的工作主要是农副业生产。到了农忙季节，还得再雇短工。那时谁家里有一个相帮，就非常厉害了。除了种田，家里还养家畜、家禽等。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思维习惯，就连做什么也都差不多，寺前几十户人家都在做凉糊。每到夏天农闲时，父亲余朝德就带着家人开始做凉糊。凉糊就是石莲糊，看上去非常透明，质感有点像果冻，但没那么坚实。做好了以后，碰上重大活动，如哪里有市日、做戏、做佛事等人多热闹的地方，家人就会挑着担子去叫卖。

年，余忠汉父亲就去世了，年仅五十岁。

余忠汉母亲吴阿蕊，柳市金光岙人，出生于年。

余忠汉的母亲勤苦、贤惠，夫妻之间非常投缘，她对丈夫体贴入微。一家人虽然吃饭不成问题，但菜肴却较差，平时吃的都是些青菜萝卜、鱼干虾皮，用的也只是菜籽油。母亲看到父亲平时这样辛苦劳累，每当有些好菜上桌时，总会对小孩们说：少夹一些，你阿大（“阿大”本地叫法，即父亲）还没吃。

到解放初期，余忠汉父亲因病去世。余忠汉的大哥余忠澄（也是细纹刻纸五人小组之一）已经成家，妻子是个顾家的人，对家务活也尽心尽力。可大哥却偏偏喜欢上了赌博，在家里开起了赌坊，号称“水果园”。家里每天都有赌徒们进进出出，可谓门庭若市，母亲还得给这些人煮饭。那时余忠汉还很小，与祖母睡一个房间，他每天晚上都能听到赌徒们疯狂的叫喊声。刚开始时，大哥只收些租金（本地叫“抽头薪”），属于只赚不蚀的那种生意。平时别人赌博时，大哥总在旁边看，后来经常看到一些人能赢许多钱，就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赌博技艺，自信百分之百能赢钱，于是也参与了赌博。大哥与他们玩的是骨牌九，一开始就输钱了。接着输得很快，越输越多，现钱没有了，就开始卖地、卖山园。输了钱后，字据都是晚上当场写的，结果他把十几亩田与几十亩的山园地都给卖了，剩下只有六亩地。这时刚刚要解放了，正碰上土地改革。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谁家要是有二十几亩地，至少也会被评为富农的。因为大哥变卖了田地还赌钱，却因祸得福，家里没有被评上地主、富农，但却苦了母亲。

俗话说，三起赚钱事不可干：赌场、妓院、乌烟馆；三起蚀本生意必须干：养猪、种田、养儿女。那时余忠汉有三个兄弟、三个姐妹，还有爷爷、奶奶及雇工等，全家十来口人。兄弟姐妹中除大姐已长大成人外，其余都还小，现在父亲又去世了，大哥又把家里的财产都赌得差不多了，这样，全家的重担都压在余忠汉母亲的肩上。没办法，母亲只好一切从头开始，她下定决心，要恢复到从前的生活光景。说到容易做起来难上加难，要重新回到昔日的好光景，需要全家人付出比从前更艰苦的努力。家里现在只剩下六亩地了，她决定再租几亩，把全家的能量统统发挥出来，更快地增加收入。而在整个种田过程中，牛很重要。母亲还养牛、养猪。自家的牛栏、猪圈都很大，养了二头牛、二头猪。有些人家养牛专门租给别人耕种，以收取租金，母亲养牛主要给自己家耕田用。养猪只是为过年时能卖个好价钱，也能让全家里人过个好年。

母亲虽然个子小，但身体坚实，力气大，而且心灵手巧，无论粗细活全都能干，农副业都能干，真是里里外外一把手，艰苦朴素，勤俭持家，在村里是出了名的。

全家人在生活中，除了菜少以外，穿着也比较困难。那时用一百三十斤谷只能换一种叫“四君子”（布料）的衣裳一身，所以衣裳都是大的穿了，留给小的穿，本地把这种传穿衣服现象叫“剔落”，如大的剔落给小的穿，小的剔落给更小的穿。衣服都是缝补打补丁的，当时流行语说：“三年新，三年旧，三年补补凑”。年关快到了，余忠汉的兄弟姐妹们整天都会带着笑容，因为一件难得的大好事就要降临，制作新衣服的老师来了，大家都可以得到一套新衣服，准备新年穿。平时，他们的新衣服是不能随便穿的，只有在走亲访友时母亲才允许穿。平时家里这么多人都要穿戴，母亲忙完了白天，晚上还要纺纱，为儿女们缝补衣裳和做鞋。晚上点的是菜油灯，为了节省灯油，她会将灯芯揉得更细。

余忠汉母亲为人耿直、豪爽，别人叫她做什么，只要她会做的就决不推辞，因此村里人都叫她“不推婆”。她所穿的鞋子破了，就成为破拖鞋。袜子穿破了，就会顺着脚背往上爬。到煮饭时间了，母亲背着锄头从田里回家。当路过村的榕树下时，被好事者看见了，于是村里就有人笑话她，说阿澄（大哥余忠澄）娘：洋袜升上当套裤。这句话在好长时间里成了村头巷尾的古话，她听到了也会经常骂人。她对什么都不认输，但从来没有与人打过架。

一家人除了吃大米外，主要粮食是番薯。全家在寺前的前山与后山上，总共有五六千藤番薯。每日天都还乌蒙蒙的，母亲就去田里干活了。霜降之后，天气开始冷起来，她就要上山收番薯。初夏插下的藤，到初冬就可以收获。为了能贮藏更久，母亲还将番薯制成粉，叫“番薯粉”，可做成“番薯卵皮”待客或自己食用，有剩余时会赠送一些给亲朋好友。有时她会将它做成粉丝，让家人吃。母亲有时也将番薯做成蕃薯条，也有叫“番薯枣”的，可以贮藏一个冬季。番薯条可以招待一般客人，也是外出备用的充饥食品。到了冬未春初，番薯条都上了白霜（是析出白色粉状糖结晶），大家都争着吃。有时晒得太多了，他就会将它送给非农户的亲朋好友，有时也拿到市场上去卖。番薯还可烤着吃，她会将它平均地分给儿女们。俗话说得好：女人勤，猪栏角头出白银。猪肉好吃猪难养，养猪又累又臭又慢。家里养有两头猪，有时三头，需要很多的饲料，仅靠剩菜剩饭是远远不够的，主要靠的是蕃薯藤与烂番薯，为此，她又开始忙碌起来了。母亲非常辛苦，为了这个家庭，她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出来了。使这个家庭，走出了困境，渡过了难关，并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到打食堂后，儿女们都长大了，她才松了口气。

年，余忠汉的母亲离开了人间，享年八十岁。

余忠汉的父亲余朝德、大伯余朝亮，及叔父余朝坦三个兄弟中，大伯余朝亮读得书最多，文化程度最高。大伯自称“悟明”，意思是自己能精通孔明。他擅长诗词、善作奠文、喜爱书法，著有诗文集《草庐集》，书名出自诸葛亮《出师表》：“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他自比孔明，自然有些文化渊源，因为他曾师从于余朝钦。据史料记载：余朝钦字信芳，一作信舫，号沁芳，宣统二年恩贡。乐清象阳镇寺前人，崛起农家，曾补廪生。课徒自给，兼善堪舆。后任县议员，素孚众望。著有《沁芳遗草》十卷，其中有《竹枝词》二十首较有名。余朝钦去世时，因他的长子余达夫在国民党中央执委里任职，蒋介石的机要秘书、国民党秘书长陈立夫曾为他撰写小传《朝静公传》。

大伯余朝亮的诗文集《草庐集》已遗失，如今只有余忠汉的堂弟余忠仕还保存着几首诗，现录其中二首：

寄贫二

生平未遇走江湖，吴市吹箫效子胥。

等是鲋鱼困旱澈，难将斗升乞江湖。

三十自叙之一

世情看破为人艰，劳劳碌碌不等闲。

名利无成徒自苦，莫如弃俗入禅关。

大伯余朝亮因为心气高，总想出人头地，所以种起田来又会精耕细作，在这点上大伯与余忠汉父亲有共同的性格，年轻时都是争强好胜之人，即使是种田也争个赢。在村里，大家都说自己的田种得好，胜败是以稻谷的收成多少为标准的，一般说来，这首先得要看谁的肥料下得足。大伯余朝亮知道黄豆做肥料最好，于是将黄豆放在水桶里浸泡几天撒在田中后，田里顷刻冒泡，稻叶绿得发黑，水稻茁壮成长，村里人都看红了眼。增加肥料是要花本钱的，他常会拍拍胸膛说：“谷仓板拨两粒添，没有关系！”意思是自己家里有的是粮食，多花点钱无所谓。

“文革”期间，首饰龙曾一度作为迷信品被禁止，大伯不愿意再去种田，不想当农民，整天在悠闲着，可在农村，不种田就没饭吃。余忠汉曾因跟他学过做首饰龙制作，平时对他很关心，生病时会经常去看他。那时余忠汉已在乐清县黄杨圆雕纸刻生产合作社里工作，也有不少收入。大伯经常来找他，其实也没有什么事情，目的就是来吃上饱饱的一餐饭。大伯饭量高得惊人，因为是蒸饭，他怕不够吃，早早地就来了，余忠汉特意为他蒸了半斤米。吃完饭之后，他非常高兴，好像从没有吃过饭一样，嘴里总会念念有词：“真吃爽，真吃爽！”。

大伯余朝亮按孔明衣裳的样式，专门请人为自己做了一套。他身穿“孔明衣裳”，头戴“孔明帽”，手里摇着“孔明羽扇”，经常往来于村里村外。他还学孔明的样子为别人算命，但大多数都算不准。当然了，那些算准的，也只是瞎蒙的。有一天他算到了自己就要死了，于是他拿出家里许多衣服送给了亲戚。在他们家里都饱饱地吃了一餐饭后，就对他们说自己将于某年某月某日某时一定会去世。回家后就写好了挽联，并请来和尚为自己念《路头经》超度。但测算的时间都过了，人却还活着。他只好绝食，不久就去世了。

大伯余朝亮虽然后来不做首饰龙了，但对余忠汉在首饰龙、细纹刻纸方面的继承与创新影响很大。

余忠汉在村里祠堂里读书的这三年里，其实也不是只纯读书，一放下书包，就要干家务活。做得最多的是拔草，有青草、鹅儿草等，背回家喂养家畜和家禽。到了星期天，就会整天去劳动。学校放农忙假时，除刻纸、做龙船外，还要去放牛、种田等。有时还到垟田里捉田蟹、挖泥鳅；到海涂上捕鱼、捉螺蛳、涂扣圆等，而这些也算是他比较娱乐且轻松的事了。反正是家里需要他做的，只要有能力，就会毫不犹豫地去做，从小就养成了热爱劳动的习惯。

在年，十六岁的余忠汉曾见过日本人。抗战时期，温州先后遭受三次沦陷。鬼子到柳市后就分兵在各乡村驻扎，在寺前隔壁四板桥村有二十人、荷盛村有四十人。常常传来消息说有柳市人被日军杀害，寺前村今后也不会安全，日军在柳市的非人道行为，激起了余忠汉的忧愤。有一次他听人说，在柳市日本人只有一人在路上行走，两个村民想杀死他，为亲人报仇，其中一人扑上去抱住鬼子，另一人把他的枪抢了过来，用枪托把他活活砸死，然后侥幸逃跑了。听到这些，他觉得非常欣慰。

余忠汉说：我这人一辈子没有饿过。在那个年代能说出这句话，那可不是一般人。余忠汉从小开始劳动，除农副业外，也去做生意。母亲在家做凉糊时，他会将凉糊挑到街市上卖，下午街上很少有人来往，假如还有剩余的，他就会穿梭于巷弄里叫卖。哪家有喜庆、哪个村唱戏、集市或逢年过节时，那就一定有他的身影出现。最远的地方是永嘉上塘，他说永嘉的水好，由于路途遥远，他得提前一天挑去，晚上站旅馆，第二天挑去卖。

作为商人，首先想的当然是赚钱，但余忠汉为人做事有自己的准则。一次，两个人到洞头大门大岩供销社买煤，售货员多给了五十斤，扁担都给担弯了，他想一定不对。但他又想，既然是公家错了好一些，地方又那么远，不好意思，担来就担来吧。当时他是想，挑得这么远了，又是公家的东西，就别挑回去了。如果是个人的东西搞错了，那是不能要的。但是，这件事到现在他还耿耿于怀，成为永远的心事。一次他为儿子余立平的电器产品发货，提货时，客户多给了他五百多块钱，那时候也不是个小数目，他就毅然决然地退给了浃底村姓郑的人家。余忠汉说人不能赌吃，娱乐一下可以，但不能来真的。他说一个村民与人赌吃二斤半米饭，结果被拉去抢救，醒过来后，才明白逞强的危险性。他说搓麻将，是伤感情的东西，不是娱乐。为了一块钱，伤了彼此之间的情谊是不应该的。余忠汉非常注重亲戚之间的关系，大度包容。他有三个兄弟，父亲去世后，按本地习俗，上辈遗留下的房子应由娘舅分配。而余忠汉却自作主张，主动让大哥与弟弟先挑选，剩下的房屋留给自己。他说：兄弟姐妹之间亲情最重要，钱财是身外之物。想要得到，就要靠自己的努力奋斗、艰苦创业来取得。

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为了自己家的收入能更好，余忠汉一刻也没有停歇过。过了正月后，便是清明到谷雨，正是春耕时节。他去忙了一阵后，就到了立夏，田里一下子被雨水落满了。他便去海上捕捞、做生意或发展其他农副业，做了几个月之后，便是夏收夏种了。播种期过了，又去做生意，秋收以后，便去捕乌贼、钩江蟹。入冬了，就回来做首饰龙、细纹剪纸。每年都是这样，年复一年地重复着，从来不曾停歇过。在每个行当里，开始都是外行人，经过一点时间后，很快就成行家里手。所以，余忠汉既是个大师级的工匠，又是一个优秀的农民，也是一个精明的商人。

解放前，黄华上岩商行兴盛，其中郑加义、郑焕尧所开的“泰兴”渔行做得最大［创办于民国二十八年（），共有股东八人。后来两人分行，成为两个公记］。渔行也叫“咸货行”，他们有自己的经营场所。其经营形式类似于牙郎，就是给买卖双方的鱼鲜过过秤，并不搭很多本钱，靠抽头（手续费）获利，是个非常能赚钱的行当。经介绍，并经全家商量决定，16岁（）的余忠汉就“出站”渔行，渔行里的老板郑加义是他大哥余忠澄的岳父。“出站”是本地一种说法，相当于现在的打工。

黄华自古就是乐清沿海地区重要的通商口岸。早在清朝就与广岛、新加坡、香港、台湾、广州、厦门、福州、九江、青岛等地通航经商。黄华上岩有猪行、咸货行、商行、树担、花巾局等。所经营的商品种类繁多，区域广、数量大。民国三十五年（），黄华经登记的渔行有五十余家，而上岩村就有二十家。渔行在港口代客买卖或租船转运，收取佣金，从中获利。渔行将洞头、玉环、宁波等地鱼贩的进入货转卖给青田、永嘉和乐清的虹桥、白石等地的鱼贩及附近的肩挑行贩，行语叫“上水贩”（陆上经营水产品都）。所收鱼货经加工后大多运销温州、丽水、金华等地。渔行向“下水贩”（渔民）所收的仲钱占营业额的百分之十，渔行供给下水贩饮食、住宿等，可谓是服务周全。

早上，渔民或渔商们从洞头、坎门等地运来的鱼鲜、咸货，他们会先将货物卸在码头，下午将海鲜用箩筐、桶等工具（早晚都有，这要看潮架）装好等行贩（也就是担鲜的）来采购。潮架一到，船只进来，担班的就去担鱼，也有抬的；有些用桶，桶里面放着在“下山”（特指玉环、北麂、南麂、洞头岛屿等地区域）已经腌好的咸鱼。整条街上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场面好不热闹，热闹的场面能提神。他的工作是过秤，对鱼鲜斤两进行把关，做此工作还要及时掌握产品价格的起伏变化。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和学习，他得到老板信任，能胜任渔行里的任何一项工作。买卖中，除了以现金交换外，也有换米的。下水贩拿自己捕来的鱼换走大米、面粉等粮食，然后再用这些粮食，运到自己的家乡（大都是海岛上，那里的粮食少）再换现金，也能赚到一些利差。有些上水贩经济困难，也有第二天还的。也有一些人因为没有及时交钱，采取赊账的，年关到了，渔行会派余忠汉去讨账，这时天气特别寒冷，有时穿布鞋，更多的是穿蒲鞋。蒲鞋一见水会结成冰，他就用开水冲一冲，化掉蒲鞋上的冰块，然后再穿。

在渔货行里余忠汉学会许多生意经，掌握了称，也就有了一些“权力”，虽然不能决定鱼的买卖价格，但他可以灵活经营，对双方的行贩都不得罪，遇到问题能用委婉的方式解决。当然有时他也有“偏心”，对有些客户，他会多给一点称头，以弥补过秤时的水份、毛重所引起的短缺。因此，行贩对他投以赞许的目光，夸他会做生意。商行与行贩们关系都很好，春天正是白鱼旺发季节，下山人都会送给商行里的伙计们一些鱼。在渔行里，他还学会了鱼的挑选：什么季节有什么样的鱼，什么样的鱼都需要辨认挑选。他说，虾红背弯曲的好；江蟹背要红到脐，脚下垂的江蟹，肚子里都是黑水，一定是臭的；卖肉看皮，卖鱼看眼，鱼的眼睛青的好，凹进去的就不鲜了。

虽然是相帮，但工资也高，月薪80斤大米，还包吃包住。不仅能吃上白米饭，还有鱼鲜吃，也算不错的行当。平时余忠汉睡在店里，老板也睡也在里面。他的每月工资本来是给母亲的，用来添补家用。后来大哥赌博输了，竟然自己到渔行借钱。这样等每次发工资时间一到，渔行就把余忠汉的工资为其大哥借款来抵扣。这件事自然会让母亲知道，结果母亲在家里大骂大哥。因为工资给兄弟拿走了，他也觉得没有意思再待下去，就回家了。在黄华上岩渔行，余忠汉一共待了三年时间。

接着，他又去“出站”，开商行的老板是黄华人，名叫张顺登，此人大肚子，平时大家都叫他“大肚顺登”。在他那里，余忠汉做了一年时间。

年，余忠汉已经是十八岁了。经邻居介绍，到温州五马街帮一个叫阿川的饭店老板送饭，过去叫“担饭重”。五马街是温州古街道之一，是温州旧城商业文化氛围最为浓厚的区域，两旁建筑具有西洋风格，现在的五味和、金三益、老香山三家都是百年老店，在这里做事，余忠汉心里非常舒畅。

所挑的“饭重”是四方箩筐，用毛竹做成的，三个格一个盖，类似农村里用来送礼的“六格盒”。早餐还没有吃，采购员就买了蔬菜回来，余忠汉就帮助清洗。中午一到，他要将饭菜担到那些开店人家，店家中午一般都不关店门，需要送饭上门，相当于现在的“外卖”，店家采用“包饭”方式。他每天中、晚餐都要送。一次所担的饭菜有多有少，中、晚餐都是三四桌，四菜一汤，一桌可供七八个人用餐，一担有四五十斤重，回来再担往其他商店。

那时，温州虽然已经有自来水了，但水很小，供不应求。而且，温州的水质非常差，开水烧起来都会发黄。到大旱时，自来水也停了，河里流过来的水不能吃。而且店里的洗菜、煮饭、洗碗、洗盘，都需要水，所以老板就分配余忠汉去挑水。水井在离店约五六百米远的中山公园里，在积谷山下，名叫“冽井”，也叫“奇思勤井”，是温州著名的二十八井之一。这里景色好，井底积淀流沙，泉水从流沙处盈盈而出。当年，谢灵运任永嘉郡守时借此好井，在旁开凿春草池，建“池上楼”，并写出“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名句。虽然那里的水质好，环境也好，但一个下午要挑三四担水，一担水重约一百斤，对于年轻的余忠汉来说，的确是个不轻的负担。担了半年后，主人家自己打了井，就挑得少了。在店里有空时，他还要煮饭，烧开水、担开水。

既然在饭店担饭，就不怕吃不饱。工资比上岩后渔行还要高。但余忠汉年纪尚轻，由于长期挑水，使他的肩胛受伤，就不能再担水了。其实东家很想让他在这里继续做事，但当知道他受伤了，也就同意他回家，因此在温州五马街“担饭重”的活儿只干了一年。

鱼干、虾虮都是本地家常菜，未到二十岁时，余忠汉在灵昆晒过鱼干腌过虾虮。灵昆是个岛屿镇，属温州市洞头区，位于瓯江入海口。灵昆是浙江省水产品特色乡镇——文蛤之乡，同时鱼类等其他水产资源也相当丰富。它距乐清七里港区只有二公里，与余忠汉所在的寺前村也非常近，他也曾到那里“夹横洋”，就是腌虾虮、晒鱼干等劳作。

余忠汉所晒的鱼干，就是渔民们剩下的小鱼或一时卖不去的鱼。小鱼不用剖肚子，如果是大鱼，因为背部太厚，他在剖割时，要从鱼背鳍下第二鳞片进刀，刀快要到鱼头骨时，使刀柄微斜在头骨正中切开。如果鱼身较大，就在脊背骨下及另一边的肉厚处，进行剖割，这样有利于盐水浸透和翻晒。他特别注意要在鱼的血液凝固前，进行清洗血污、黏液。清洗过后让鱼的水分流干，再将鱼放入事先准备好的卤液中，浸泡三至五个小时。然后根据不同重量的鱼来选择盐的分量，一般每一百千克鱼用盐十八至二十四千克。根据季节不同，盐的分量也不一样，冬、春季偏少；夏、秋季节要多一些。腌制的时候，他要将盐均匀地敷在鱼身上，有利于味道的均匀。然后置于腌池内，肉面向上，鱼鳞向下，鱼头要稍放低一些，因此鱼尾要轻斜向上。鱼出卤时，用卤水洗干净鱼身上的污渍，然后放在竹簟卷上晒，此时，几十条竹簟卷摆在草场上晒鱼，晒出一片好风景。晒鱼时，他特别注意鱼背要向上，晒上一至二小时后，再翻面把鱼肚朝上晒。假如是杂鱼，他会经常用齿耙将鱼干翻晒。暴晒过后进行微晾晒三至四小时，经过二三天后，等到鱼挤不出水分，鱼就干燥了，可以包装了。

腌制虾虮天气不能太热，他选择在每年清明后与立夏前。大鱼大虾卖出去了，小鱼拿去晒了，剩下的虾虮没有人要，余忠汉将它先放进大桶，因为里面有鱼，所以要筛子筛过，进行分类。虾仔都非常细，你以为全都是虾仔，其实，里面有许多大虾，制作时，要用“酒打”（做酒用的器具）将大虾打细。虾的头部很快会发黑，发黑了就容易坏，需要及时腌起来。由于虾虮一遇淡水即变质，在腌制加工过程中要求严格，沾不得半点淡水，操作前或洗手后他都会去擦干吹燥，再根据十斤虾仔四斤盐的比例腌制，就不会变黑了。他将虾虮倒入罐内后，密封于坛子内，腌制四个多月，其间须经三伏烈日暴晒发酵，到八月十五后才能成品。

灵昆天气温暖湿润，只有一座小山，山上没有石头，没有石头的路是泥路，雨一下，非常难走。平时吃的都是咸水，番薯多，稻谷少，一天三餐，都在吃番薯。虽然鱼多，但不能多吃，吃多了会坏肚子。在那里，虽然大家都能吃得饱，但都睡在地板上，条件比较艰苦，特别是冷天更加难受。遇到小水潮时，也有回家去帮忙做点事情的。到十二月，鱼都游到深海洋里去了，大家都回家。由于那边太苦，第二年余忠汉不去了。

上辈常常告诉余忠汉说：肩膀练得硬，不愁呒饭吃。余忠汉依靠自己的肩膀，挑起整个家庭。温州五马街回来后，已经20来岁了，他认为与以上几个行当相比，“担行贩”更能赚钱，就想去试试。担行贩就是“行商”，是外出经营的流动商人，是各个地区间往来贩卖，它相对于“坐商”而言，没有固定的经营场所。“行商”要求经商者走出去，到消费者可能出现的区域“主动出击”。俗话说，卖鱼鲜，担行贩。余忠汉选择了“担行贩”就是担鲜，过去车船很少，商人们每天都要起早到市场上贩来鱼鲜，主要靠肩挑。他所担的是上水贩，俗称“担鲜”，是季节性小本经营。上水贩大多是贫苦渔民、农民，他们在集镇、乡村走街串巷叫卖，或游动赶集，贩卖鱼虾。

余忠汉每天从黄华上岩鱼行进货，其路径是：从寺前村到黄华，再从黄华将鱼鲜担到翁垟或柳市等地去卖。黄华到柳市镇路程有十公里，同村四五个人一起，早晨要三四点钟起床，去得早，选择新鲜鱼的余地就更大。

十二月的清晨，因为在赶路所以也不觉得冷，到黄华上岩行时，天还没亮。商行里的人怕小偷，没到时间就不开门，余忠汉站在门口经常要被冻大半天。商行终于开门了，里面有黄鱼、鲳鱼、带鱼、墨鱼等温州特产。俗话说，买货买得真，蚀本蚀得轻。要选择最新鲜的水产品，这点要求对他来说，已不是什么大难题。鱼挑选后，付了钱，马上得往回担。为了赶上最佳销售时间、抢到好摊位，大家都在“拼死命”赶路，其实都在担着跑步。平时能担一百二十斤的，这时也只能担择一百来斤。一路上，大家都很少说话。

历史上，柳市一直是乐清西片海鲜的交易中心，白石、北白象等地乃至乐清的海鲜都从这里批发。解放初期，这里鱼贩的销售量比商行还多，像余忠汉这样的小贩，从业人员近千人，遍及鱼村、鱼埠及各集镇。

担鲜虽然非常累，但余忠汉觉得最怕的是鬼。孩子们喜欢听大人们讲故事，有时也会听到鬼的故事。他们把鬼说得形象逼真，比如鬼的眼睛像铜铃似的，舌头有几尺长，头发能垂到地上等等。看到他年纪轻，就会去逗他玩，他们经常问余忠汉：你去担鲜有没有碰见鬼？有道是出门怕水，坐地怕鬼。从黄华到柳市要经过翁垟，而这一带人烟稀少，翁垟前金村有个荒凉的棺材坦，听说有好多人看见鬼。平时虽然四五个人一起担鲜的，但每个人都想早点到达目的地去抢生意，每个人的力气又不同，所以走着走着就拉开了距离。走在夜路上，鬼的形象就会出现在他的脑海里。特别是到达翁垟一个叫“八华堂”（也叫百华堂）的地方。堂的边上有一片坟场，恐怖阴森，令人毛骨悚然。那时这里是个特大的棺材厂，附近地方的死人都放在这里，据说有二百多口棺材。有些婴儿出生不到七天就夭折了，旧时称“七日疯”，也会丢弃在这里。一些人家因为穷，没有钱买棺材，就把死人放在这里，而且要放好几年，等臭气没了，或家里有了钱以后，才抬走埋葬。而这里却是必经之路，余忠汉担着鱼鲜，每次都会从堂边经过，堂边有一座古桥，从寺前村来到这里时，便开始阴森恐怖起来。走在棺材弄里，月光在乌云中出没，好像鬼神在活动。没有月亮的时候更加可怕，他的脚似乎被什么东西拉住似的，步伐根本无法挪动，毛孔竖了一遍又一遍，他被吓得冷汗冒了一阵又一阵。一天夜里，正下着雨，一路泥泞，杂草丛生，突然听见“嗡嗡”声响，响声仿佛在敲打他的神经，令余忠汉毛骨悚然。走了一段时间，他似乎缓过了神，壮着胆到前面看一看，原来是狗在撞棺材横头，本地叫“狗打爿”。据说狗想吃人肉，原来狗有灵性，它知道棺材横头容易被撞破。但不管如何，他每天还得起来担鲜。为了缓解寂寞、更为了壮胆，余忠汉也会哼上一段本地歌谣：“山歌好唱口难开，林檎好吃树难栽，马鲛好吃橹难摇，白米饭好吃呀田难种！”

余忠汉终于担到了柳市，其实此时还只是吃早饭的时间。行贩们自觉排成队，牙郎会分给每人一个筒，用来装钱。不管卖出多少，都要经过牙朗过秤。当谁的这份鱼鲜卖出去时，牙朗会将钱放在那人的筒里，按规定行贩们会站在后面监督。然后牙郎凭卖出去的钱金额，收取一定比例的牙郎费。牙郎不仅能掐会算，还眼快手疾，听到数一报上来，就马上知道金额是多少，而且能说会道，懂得行情，知道鱼的好坏，还会撮合买卖双方，因此非常受生意人的尊重。遇到重大节日，余忠汉等商贩还会请牙郎们吃饭。一段时间下来，余忠汉就明白，到10点左右海鲜就要卖光，因为鱼卖到中午十一点就要收摊了，为了图个干脆，他有时也低价出售。他总结出，在这么多的海鲜里，担乌贼更能赚钱。

余忠汉担鱼鲜也不是天天担，二三月，八九月最多。其他时间由于怕天气不好，鱼容易变臭。他总结的担鲜经验是：担鱼的学问是会卖、会买，贱买贵卖，就能赚钱。担鱼鲜比代别人要好，每月能赚一百斤米，比以前的收入要多一些。但担鲜除了累以外，有时会有卖不完的鱼，又要担到附近地方卖，走家串户。那时，有些人家有米没有现钱，就以物换物，最多的是米，以鱼换米，又要将米装进箩筐里担回家，每天他的肩膀都被磨得红肿。

与做首饰龙和细纹剪纸一样，余忠汉不仅追求精细、追求完美，而且是个闲不住的人，更是一个敢于担当的人。家里有这么多的人，柴米油盐酱醋茶一样都不能少。有时，他只能选择最困难、最危险的行当。二十刚出头，利用农闲时间，就开始出海“划下山”（划船到海岛捕捞的意思）。主要海上作业是拔乌贼，钩江蟹。洞头县在温州瓯江口外三十九海里的洋面上，称为“百岛之县”，是我国第二大渔场。在浙江乌贼被称为“四大经济鱼类”之一。温州又是“梭子蟹之乡”，是我国出口梭子蟹主要产地之一。江蟹也称沙子蟹、梭子蟹，“江蟹”是本地人对它的简称。

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日难。余忠汉小小年纪，却要出海干大人的事。母亲舍不得他出海，但母亲知道余忠汉是一个心气很高的人，也就不再阻拦。那时在农村，出海与出远门一样，拔乌贼被看作非常大的事，亲戚朋友们送来松糕、咸肉等礼物，祝他们顺风顺水，一路平安。

余忠汉出海捕捞的船叫“河泥溜”，属木质船，又名“浪头飞”，因船型小，机动灵活似河鳗，也叫“河鳗溜”。船舱结构从前到后，分为头舱、渔舱、货舱、大舱与后舱。船型分三种，凡内河、内港经营客货运输的都为二号、三号型船。海上作业的一般都是大号，大号船型：长八米，底部宽二点二米，船舷有三支木桨，可由二三人同时划驶，亦可由一人单桨划驶。

出海时，余忠汉总是选择最困难、最危险的工作岗位。有时他站在船头拉网拉绳，有时站在主桨的位置，不管风吹浪打，总是“闲庭信步”。他操作任何工具，都能运用自如，手中的桨如刻刀一样，在大风大浪里，刻出精彩绝伦的海上捕捞图。

余忠汉一行四人，都是村里自愿合伙的。划着河泥溜，随带捕鱼工具和柴米油盐等生活用品，从七里港出发，划向洞头方向的北策山、北麂一带。一路上，由余忠汉掌主桨，这段路途大约需要十一个小时。到达目的地后，首先得在小岛上找一块平坦的地方，然后砍来树枝与茅草，搭起茅草棚。那里的柴草很大，柴放在石子滩上铺做床垫，用来给大家休息。然后，三人出海捕捞，一个人“放摊”，放摊就是留岛煮饭看家干后勤，主要负责生活。为了保证乌贼新鲜，同时要减轻重量，就要把拔得的乌贼剖开，放在岩上晒干，变成乌贼干了。不管晴天、下雨天，都要立即出海捕捞。每日三个人，划着河泥溜，到遥远的孤岛边拔乌贼。每天至少都有两个人在划船，前面的人叫划大仓，任务就是只顾往前划；后面的人划主浆，既要往前划，又要掌舵。

拔乌贼，拔是抓乌贼时用网拉的意思，所以用“拔”字似乎更形象，更能体现它是一项有技艺的体力活。拔乌贼是一年一季的浅海岛滩拖网作业，一般在春夏之交。乌贼的旺发季节，是每年立夏到夏至前后，从南海洋向北移游到北麂，漂东海前沿岛屿，注在山边岩上，吸住岩背等待产卵放仔。即乌贼交配产卵期间，产卵黏附于海藻及其他物体上，用俗语说是：“乌贼驻岩”。农历九月下旬开始，当年孵化的幼体双游返南方越冬。

捕的地点在海边岩礁处，一般都是孤岛。因这些地方大船大网不便作业，只能由小船小网来拔。小船的优点是不论海水顺流、逆流都可以作业。拔乌贼产量的高低全凭前头放网拿拔绳的人，这项工作余忠汉来做，二人在船舱中、后部位奋力划桨。网底部系有铜钱，铜钱成本高，为什么还要用呢？是因为铜钱发出的声音清晰，容易让乌贼听见。乌贼本来粘在岩石上的，让人惊奇的是，它们听见铜钱声音会就会自然浮起。小船拖着渔网，颠簸摇荡，渔网跟着小船摇晃前行，在岩边轻轻拖着。下纲拖钿发出响声，粘在岩上的乌贼头朝下尾朝上，听到响声或触及拖网，就会上浮并迷迷糊糊地进入网中。然后，在此周围的不同海域，约划一二百米远时，当网内乌贼积多了，收网入船。

余忠汉站船头撑拖绳，既是操作者，又是指挥员。这时海水深度约三十米，绳放出后，网会沉下去，拉网消耗体力大，并且要有一定的经验技术，一般人吃不消。岛屿上碎岩石多，网经常会被钩住，人坐在“晒风梁”（船舱梁岗）上，船往前划，拉绳听声音，其实是凭感觉。遇岩礁钩网时，余忠汉就会马上感觉到了，并分辨出是大石头还是小石头。有时，他会顿时收短绳距，轻轻揭举而过；有时他会用力一拉，就没事了。余忠汉说，你如果用力一拉，凭着网的弹性，反而没有事。一旦网被钩住，如果放在那里不动，再将船后退，就会破网，如要修补，那要浪费很多宝贵时间。

与余忠汉一起出海的村民，年纪虽然都比他大二十来岁，但都喜欢与他同行，这是因为无论是划船还是捕捞，他们这两样技术都不如余忠汉内行。一次，在洞头的东乐岛，余忠汉由于闹肚子好几天未吃饭，呆在岛上边休息边做后勤，就没有出海。结果他们三个人好几天收获都很少，从起早到十点钟了，才只拔四箩筐乌贼。没办法，他们只好回到岛上商量好，准备把饭煮了给余忠汉吃，他们自己吃番薯，目的是请余忠汉出海。到海上自然辛苦，但那时候，也不是餐餐有白米饭吃的，所带的不全是大米，大部分是番薯等其他食品。他们三人将米饭端给余忠汉说：“阿伯阿，好兮哪！快把饭吃下去，你能把饭吃落去就好！我们吃番薯了，能吃饱都一样。你一定要出海，不然我们就回不了家了！”也许是白米饭的作用，吃了饭之后，余忠汉的身体竟然好了许多。其实他自己心里也着急，不能再这么下去，就决定出海。果然，他一出马就非常顺利，每次都能拔一百斤，在不到两个钟头的时间里，就拔了一船，整个下午，余忠汉打了三船，比他们一倍还多，村里与他们一起来的其他三船，每个小组都只打了一船，所以大家都佩服他。回来后他们在滩上晒了一船乌贼，有两船给收购公司。从这以后，余忠汉就更有名气了。

平时基本的捕捞的程序都差不多，回到岛上后，就将乌贼抬到滩头。他们将墨鱼剖开肚子，取出内脏，将内脏放进食盐，可腌制墨鱼蛋，是下饭的佳肴。白色的墨鱼体，一般在岩壁上晒干，本地人叫它为“螟蜅干”（明火干），保存长，有利销售。拔乌贼一般每季有五六十天时间，旺发时一天可捕一千多斤。运气好时，一次出海一条船累计能拔四五千斤，晒干后的乌贼，也有一千斤左右，但乌贼不发时，就一点也没有了。那时，凡到捕乌贼季节，各县水产公司都在渔场设点收购，乐清亦不例外。渔民如觉得收购价低，也可以运回自卖。

南麂、北麂大陈等洋面上不像近海，无风能起浪，若遇风暴，小船似风浪中一叶之舟，海水浪涛涌入，中途又没有岛屿滩头停靠，时有危险发生。余忠汉他们每天凌晨就要划船出海，风雨无阻，日夜无休，有时干到天亮，等到平潮时才回来。乌贼拔得少了，大家心情都不好；乌贼拔得多了，就得连夜加班杀乌贼，通宵熬夜，也够劳累的。春夏之交，时有大雨，茅棚漏雨，乌贼晒臭了，饭煮不熟，大家更是叫苦连天。不论潮水如何，不管下雨天或是小风天，余忠汉他们每天都带着冷饭、冷水，天发亮出海，天暗归来。海水又不能喝，逢雨天只能用箬笠接水淘饭吃。每日出海归来，大家都筋疲力尽。拔乌贼收入虽好，但其作业时间一年只有两个来月，而且毕竟是人在水边走，网在水中拖，体力消耗极大，每天都要迎风斗浪，安全保障极小，因此，余忠汉拔乌贼只拨了三四年，就不干了。

余忠汉说“高山看平浪”，人站在山上看浪，海总还是平的，你看不清浪的高低，以为海上没有浪，就会不知海浪的厉害，而此时往往是出危险的时候，因为海是不会告诉你何时会起风浪的。北麂、大巨山一带，海阔天空，一望无际，水深一百多米，岩边也有三十至五十米。当浪抽走时，危险已经来临，船只非常容易碰岩。而风浪的高度有时候像小山似的，船只难靠岸，特别是雾雨天，离岸一百余米，就什么也看不清楚，一不小心就会危及生命，因此古话说：脚踏船板三分命。其实“迎风斗浪”的说法只不过是无知者的豪言壮语罢了，风浪像起伏不定的股市一样，永远总会有人跳进去的。而许多人总是在付出了鲜血，甚至生命的代价时，才感悟到一些道理。“高山看平浪”，看似一句平常不过的话，却也是用人的性命换来的经验。即便如此，许多人仍不以为然。余忠汉一个同村人，他是掌主桨的，一次与余忠汉一起拔乌贼。只见一阵浪打过来，冲上低处的岩石，那人随着那阵浪想冲上去，余忠汉阻止他说：“你这样做非常危险，会有生命危险的。”可那人却是个急性子的，不听别人的劝阻，总自以为是，认为自己是个英雄，他回答说：“人总是会死的，一定要去碰一碰。”果然不久，他真的在海上出事了。据说那天他站在山上看浪，看不出海上有什么浪涛，认为可以出海。五六个种头过后，潮落到底了。按理，应当要煮饭，吃了饭以后，再到山底下去看看，浪到底大不大。但他们坚持要马上出海，可没划多少路程，突然大浪袭来，结果葬身于海浪之中。

洞头海洋像一面清天明镜似的，海水深的地方非常绿，绿成墨黑。水清得发黑，发黑的水最吓人，甚至连风打过来也是黑的，老水手见了都会吓得起鸡皮疙瘩，因为此时，有可能狂风恶浪就要过来了。余忠汉说，“有风有浪看出桨头”，这正是考验你“桨头”好坏的时候了，“桨头”就是掌主浆者，这时他成了整船人的生命主宰。桨头不好，水就容易会进船舱，船舱的水越积越多，翻船的危险也就向你迅速逼近。此刻，余忠汉就会及时安排一人专门掏水，以确保船舱内没有积水。余忠汉不仅靠勇敢，更有法门，法门来自学习，他专门找那些老船工学习。本地前金村、金澎头村、上家垟村都有划船高手；黄华蛎壳厂的船有大有小，因此各种各样的高手老大都有，其中本地人叫“糖风”的大船老大，开船水平非常厉害，余忠汉经常到他们那里请教学习怎样避风浪，所以他的撑船的本领胜人一筹，不仅能识破突发的风浪，即使用河泥溜也能在大海上行驶。

海上的风浪只有老大才能知道。余忠汉还只二十岁出头，他说自己那时体重有多斤，体格强壮，盘上（脚上）功夫好。在海上来来回回，尤其是起大风大浪时，主桨都是由他划的。余忠汉说：“大海上风浪打来是墨黑的，此刻，你要顺其走。”划在前面叫头阵，中间叫大舱，后面是划主桨的。与他一起的两个人，虽然长得像牛一样强壮。每当闻有风浪信息时，掌主桨的那个人马上会叫余忠汉去调换。伙伴们诚恳地对余忠汉说：“你如果在后面掌主桨，我们的心就定板了。”余忠汉谦虚地答道：“离不开大家，你们划头阵和划大舱也同样要紧。”出海打鱼的人都是勇敢的人，但必须会见风使舵。见风使舵也叫看风使舵，出自宋代·释普济《五灯会元》：“看风使舵，正是随波逐流，江湖行船，不能看风使舵，不肯随波逐流，舟必将会倾覆。”俗话说，一个好舵手，能使八面风。“见风使舵”在这里可不是贬义词，因为风有风探（即冲在前头的旋风），风探常常是伴随着浪头，来势汹汹，犹如咆哮的狮子。这时，有经验的水手都会知道，随风浪而转动帆，这样操作起来也省力。余忠汉说：遇见大风浪，不能硬顶着风头，如果硬顶着，水就会进船，非常危险，所以要顺风走，寻找流小的地方走，顺风的过程就是迅速寻找浪的空隙过程。掌主桨者，要非常镇定，找准机会与时间，或进或退或找空间，全凭感觉和经验。这种掌舵方式与渡船时的情景相似，逆流时，要先避开急流沿江边而上，到上游时，再顺流而下。舵手要顺风，不能与浪头硬顶。此时掌主桨时，本来是要与大舱一齐走的，现在却要反着走。说到这里，我的脑海里顿时出现这样的画面：滔天巨浪像猛虎一样正向他扑来，在前舱的伙计大声叫喊：“巨浪过来了！”余忠汉腰间扎着汗巾，精神抖擞，聚精会神，镇定自若。浪起船落，速度时慢时疾，不时改变动作，调整船的行驶方向，只见他在操着桨爽、闷、按……他时而用力，时而放松，没有时间歇气，余忠汉撑船的本领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就这样突破了一浪又一浪，渡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年轻的余忠汉，俨然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水手，俨然是青年“老艄公”，一位能见风使舵的真英雄！

学手艺或做生意都必须在师傅身边跟三年以上，方可离开（称“出师”），但并不是人人都能独闯江湖。余忠汉起先在黄华上岩当学徒，学了三年，开始了自己经商。他天资聪慧，小小年纪，就能独当一面。后来又出海打鱼，但打鱼毕竟危险，收入也不稳定，就想去“划水脚”，划水脚也叫下水贩。据说划水脚最先流行于乐清尚家垟一带，他们到玉环海岛上捕鱼或贩海货。年，二十四岁的余忠汉与本村一个叫余忠豪的亲房，还有村里另外二人一起，请尚家垟大木老师做了一条河泥溜，木料都是由余忠汉自己准备的，包括船桨所需的特殊木料。那时村里有三只船外出，一只船是三四个人合伙。但余忠汉不只是出海贩鱼，还经常变换所划内容。

载人、运货。有一段时间，他船划到温州，接送对象主要是寺前及附近村民，他们有做生意的，也有到温州采购货物的。从寺前村出发，经过白象到琯头，接着从内河到瓯江要经过周转口叫“交坝”。河泥溜划到温州望江路朔门头扎潮，江边常常放着一大片毛竹排，是从青田那边放竹排放下的。为了船只安全，平时余忠汉将船拖到毛竹排上。那时，客源不少，潮架一到，老客户会主动来乘船。等到涨潮时，挂帆面潮带客人回乐清。

划盐。有时余忠汉也划盐。俗话说：担盐过缙云，一日铜钱一日银。青田、丽水、龙泉一带都是山区，盐非常紧张，所以价格自然就很高。他计算着那些贩盐者将自己的盐买过来后，再担到缙云、丽水等地销售，从中获取高额利润。一次，他在温州发现一妇女把盐包打到肚子上，就想自己能否也到温州做私盐买卖试试。通过了解，温州居民食盐也非常紧张，当时政府对买卖私盐管理时紧时松，他就决定去钻“空子”，碰碰运气。从小余忠汉跟表兄到翁垟盐场去玩，他看到盐民们晒盐的情景，海水一下子变成了盐，让他觉得很好奇。现在盐成了紧俏货，就想到那里买盐，盐场里价格肯定便宜。再说表兄余康在晒盐，总能收购到一些便宜一点的。说干就干，余忠汉去找盐农，他挨门逐户地去找，果然真的从他们那里弄到一些，因为盐民每月都会从单位里分得几斤，其价格自然合算。

余忠汉将船划到温州东门，每天都运去二百来斤盐。买进是七八分一斤，卖出要一毛多，一般有百分之百的利润。但温州西角那边也有盐兵，不小心就会被抓住，非常危险。他警惕性很高，一旦发现有盐兵，就不靠岸了。这一天，果然听到岸上有哭声，有人被抓住了。余忠汉也经常看见有盐兵抓私盐，他们偶尔也会朝海上的船支放空枪，吓唬吓唬私贩者。有一次，余忠豪与同伴一起将盐卖给青田人，余忠汉谨慎机灵，一百斤盐都卖给了青田人后，拿到了钱转身就走。但余忠豪还待在那里磨磨蹭蹭的，结果被盐兵当场抓走。盐兵驻扎在温州西角、郭公山一带。余忠豪在郭公山被关了一夜，第二天上午10点才被放出来，可惜钱与盐都给被没收了。小心驶得万年船，余忠汉作为商人，无论做什么事，都与刻纸一样，小心翼翼的，因此，总能圆满地做成一次又一次的生意。

有空闲时，余忠汉也去看戏，大都是京戏，也有越剧，这算是他最休闲的时候了。

有道是万事三样苦：撑船、打铁、磨豆腐。过去在外地“代人”，整天忙着没有自由。现在划水脚虽然还是很辛苦，但自己觉得自由，也能赚钱。但时间久了，余忠汉也觉得划水脚还是比较辛苦的。一旦累了困了，他马上又想换了一种营生。

余忠汉认为内行是从外行变化过来的，对于外行的工作，虽然开始时心里也会发愁，怕做不好，但过了一段时间后，也就没什么难，只要多动脑筋就行了。所以即使现在还外行的事也要去做，决不能放弃，坚信边学边做，就会事半功倍。

细纹刻纸是非常细的活，而开岩矿、结石头则是特别粗的工了，而且也都是一门技术。30多岁的余忠汉，经常被村里派去开岩。从前建房屋大都用石砌成，故需要大量的石材，比如碎石填基，中等大小且方正的石块砌墙，条石做门窗横梁等。开岩匠都在露天场所劳作，夏天被晒、冬天受冻，非常辛苦。他去开岩，确实是没有其他更轻松、更赚钱的事可做，是不得已而为之。开岩虽然累点，但队里却给了十二分工分，属于正劳力的收入。他先跟老师学一段时间后，很快就成为老师了。余忠汉是轮锤的，他打炮枪习惯用左手。大锤敲打一次，握钎人随之转动一下钢钎，就这么单调机械地操作二至三小时，终于硬打出一个深一米至一点五米的孔洞。

开岩匠的劳动强度之大自不必言，余忠汉由于长时间挥动大锤，自然要消耗许多体力精力。同时它要求他的臂、腰与大锤砸下的动作协调同步，一锤击在钢钎上必须势大力沉，如果协调不好，轻者闪腰，重者还会致残。同时，还要有百分之百命中率，稍有误差，就会击中握钎人的手甚至身体。曾有人因为击偏，大锤的回震力把击锤人自己摔出老远。为了给单调的高强度的劳作调节一下精神，余忠汉会大声吼起开岩号子：“击大锤那——嘿哟，莫要怕那——嘿哟，太辛苦那——嘿哟，老婆疼哟——嘿嘿哟……”粗犷洪亮的声音，震动山谷，惊起林中的飞鸟……

经过一天的劳作，能打成四五个孔洞。岩石爆破后，碰到岩层结构合理、石块质地坚韧、纹路横竖整齐的便是好岩石。余忠汉有法门，他说打石时要看纹路，如裂缝大一些的，要顺着纹路走，一块岩一二平方米的都有。先用凿子打一个一寸深的眼，再用“跳子”（长八公分、直径约三公分的錾子）打，按每隔十厘米左右的岩石纹路，用錾子开眼，再放进跳子，并渐次用手锤敲打，将跳子慢慢打到一定深度，然后拿起大锤敲击跳子，大锤之力沿着石眼渗透下去，石头顿时就会开裂，石块便会奇迹般地一分为二。再继续按岩石纹路用同法开凿，就会得到块石或条石，就可以赚到比乱石加倍的钱。要说开岩的技术，关键是淬火，余忠汉自己荟萃火技术，比其他两人内行。在合伙的三个人中，他是头把手。他将钎头放进小火炉里，烧红退火，再打成錾子，然后将二三寸长錾头放水里淬一下，马上要提上来，最后将錾头朝上放石盘上即可。

有一段时间，余忠汉被村里派去温州担石头。温州西角一厂家要盖工人宿舍，工地采用论平方计算工钱，将石头垒成方后再丈量。开始大家都老老实实，可没过几天就开始搞些弄虚作假的东西，他们将外面磊得严严实实的，中间却留出大空间。但余忠汉不想干这样的活，他觉得这不诚实，而挑石头也太累，还不如去做饭，就向头头申请了。因为大家都是干体力活的人，都想能吃到可口的饭菜，温州人又喜欢吃海鲜，而余忠汉懂海鲜，饭菜又做得好，一般人都不如他，因此头头就同意他的请求。做饭只不过早点起床，先将大米泡上半个钟头，然后倒米下锅。余忠汉总结了大锅饭的做法，他说米不能快速倒进锅里，要慢慢地撒下去，否则会粘成一团。烧开后，马上退火，不然会将饭烧焦。

也就在这几年里，余忠汉曾去黄华前金村代人盖房子。每天一大早要到主人家吃早饭，然后开始工作。盖房子时，一般要在房子底层砌石头。砌石头就是使石头与石头之间平整地连接，需要锋利的凿子，将石头錾平整。为第二天能顺利上班做准备，每天晚上他放弃休息时间，主动地把凿子淬好，师傅看后，心中喜欢这个徒弟。凡磊石、砌砖开始他什么都外行，经过一段时间摸索后，就成为内行人了。有时砌房子忙，师傅就让余忠汉独当一面，去当“老师头”。

砌石头时也有游戏活动。有人与他赌力气，那时他年轻气盛，能将一块二百多斤重的石头从殿里面，端到殿外面二十多米的地方。其间要过很高的门坎，一般人是没有办法完成的。他说先将石头端到脚跟头，再升到肚子上，以肚子做依托，就可以往前走了，这是一种技巧，更是一种智慧。不过，开岩不仅辛苦，还有很高的安全风险，所以开岩不是余忠汉长期要选择的工作。

余忠汉做任何事情，都很勤劳、肯动脑筋，所以他所做的事情比别人都多、快、好，有时一个人能顶得上二三个劳动力。一般地说一个成年正劳力，生产队给的工分是十至十二分。结果有些人虽然能担二三百斤，但工分也只是七八分，因为他什么活都会做，所得的工分都是十二分，属“整脚力”。

俗话说：吃尽五味盐好，走遍江湖田好。余忠汉自己毕竟是农民，不能离开土地。年轻时就开始犁田，父亲告诉他：“牵落”是向右，“偏起”是向左等基本要领。余忠汉是聪明之人，犁田需要耐心和力量，也需要悟性。他的悟性好，一学就会，他知道犁田的难点在于把握犁的深浅，道的曲直，更难的是要懂得“牛语”，与牛要有良好的沟通能力。懂得这些道理，他很快就掌握了犁田技术。每年趁冬至前天还很暖和，余忠汉就下地去犁田了。犁田当然是重活、累活。那时做一般的农活是不吃点心（本地叫“小接”“接力”）的，只有重活、累活才吃，比如插秧、割稻、种麦等都属轻活，但余忠汉家不愁吃，所以他下地干活都有点心吃。犁田期间，他时常会停下来，让牛休息一会。犁田要掌握好深浅曲直，但田角边是个难点，当然他有办法处理。当犁至边角时，就让犁刀半立着，从田埂脚或田埂内侧滑过，即使七拐八弯的地方也能犁到。若要转弯调头，就抓起犁耳，左手扯过牛绳，牛和犁便成为一个整体，瞬间就调了过来，这样技艺表明余忠汉犁田技巧的娴熟。

余忠汉家里的农具一应俱全。他最拿手的是耙田，耙像头梳一样，本地叫“拂田”，目的是将田弄得平整，其中最难的就是要将田泥从高处搬到低凹处。由于田经过牛犁之后，就会出现高低不平，另外，因为田泥比较肥，有些人会将田泥担到自家菜园上去。耙田非常累，许多人都会偷工减料，蒙混过关。没有细耕，就不能细作，结果就不好插秧。但余忠汉和他们不一样，他做事非常认真。现在牛的身后拖着一张耙，只见他紧握着耙，有时提高，有时放低。他要将泥多的地方带到低的、凹进去的地方去。这时，耙要承担几十斤，甚至上百斤的重量，通过反复几次耕耙，终于使脚下这片田可以插秧了。

因为早稻产量低，收割时，都会将谷放在家里打。将大石片放在树架上，石头硬，稻会打得快一些。余忠汉双手持稻，以穗击石，穗落谷出，这样可以直接将稻打在晒谷坦里，用谷耙一耙，就可以翻晒了。因为晚稻产量高，不能像早稻一样打谷，只能直接在田里的稻桶（打谷用的农具）里打，然后挑回家。

吃新是余忠汉最快活的事了。早稻丰收了，大家非常高兴，要进行庆祝一下，叫“吃新”，也叫“吃丰收”。自正月以后，尤其是三四月份，青黄不接，大家的肚子里都没有“油水”，有些人被饿得嗷嗷直叫。早稻将割之前，他会到田里将早黄的稻割来，因为还没有成熟，先在锅上蒸，然后晒太阳，待谷子硬了之后，再放在捣臼里，用捣杵将谷壳磨出来，磨成粉放在锅里蒸好，捣成年糕，桌上还摆有咸肉、茄子、带豆等，让大家饱饱地吃上一顿，像过年似的。

余忠汉做农业之余，就会去做其他生意，这样看起来他是在做农业，其实他心里在想着其他能赚钱的事来。

乐清佛堂多，作坊、香铺或香支蜡烛店多设在寺庙或集市附近。每月初一、十五或其他佛事期间更显热闹。香客朝拜，必燃以香示敬，民俗中，祭祀祖先也燃点香烛，尤其是七月半、年关，上佛堂、划龙船等还愿活动特别多，因此香支蜡烛等需求量也大，生意也特别好。

“食堂”化后，余忠汉也做过香的生意，也学着制作过香支蜡烛。而让他久久难忘的是，有一次他贩卖香所赚的钱，竟能供全家人半年的生活开支。那时，柳市麻圆村有许多人撑青田船，撑船人顺便带来一些“篓皮粉”（制香材料）卖给黄华镇沪屿、长林一带专门做香的人。一次，他二姐夫带来一斤篓皮粉，余忠汉问他从哪里买来的，他说温州西角。他还问了价格，觉得蛮贵的，就顺便要了一些，拿到黄华一户做香的人家试试，结果那人说可以用，价格也还能接受。后来就托麻圆人进了一稻桶，有五百来斤篓皮粉，卖给黄华人。买进是二角二分，卖出是四角四分，利润达百分之百，赚了一千元。

为学做香，他经常到会做香的人家去。制香是一门手艺，手艺就是饭碗，所以其技术是保密的。余忠汉对他说自己是贩香的，所以主人放松了警惕，同意让他进去看自己制香的一些过程。只见主人家将上百条香蔑握在手中，然后用手腕转了一下，顿时，竹篾散成一束花的模样，然后沉入配制好的篓皮粉液中，那些液体粉状物，就很听话似的就都粘在竹竿的上面，然后拿去晒干，香就轻而易举地做成了。他看呆了，觉得非常好奇、有趣，就向主人打听到了其他的制作过程。回家后，他马上去打听到温州专门会做竹杆子的老大娘，旋即购进材料，这样自己就可以做香了。

香客供佛时，香、银纸、蜡烛、纸番钿四样都要带上的，因此光有香还不够，生意会受严重影响，因为别人不可能只买一二样东西后，又到别人那里买其他几样东西，那样很麻烦，所以余忠汉琢磨着要配套齐全。蜡烛制作简单：根据蜡烛大小，确定铁钉的大小。将铁钉钉在木板上，将蜡烛芯插在铁钉上，等蜡烛在锅里融化后，用木板上蜡烛芯的这一面，往蜡烛油里反复地插，越插钉上的蜡烛油就越多，等蜡凝固蜡烛后，就大功告成了。为了节省成本，他会去佛堂购买蜡烛末。红蜡烛价格高，但经得起用。如许大愿时，则需要大蜡烛，有四两、半斤，一斤一双的，这要根据客户需求。但这些用量不大，余忠汉所做的大多是小的蜡烛。

余忠汉也做过金纸、银纸，当然也不是真的金银，是一种化学原料，将它涂在纸上，就会变成金银色了。做纸银纸金、银番钿的模具是用黄杨木做成的，他是内行人，自己也会做。如纸番钱模具，用黄杨木雕制作的，有上下即由公母组成。纸银圆做起来也简单，像现在用模具冲硬币一样，用模具在银纸上敲出来就行了。

四样东西都齐全了，上门的小贩就会来成批地购买。有时他和妻子将这样香支蜡烛挑到佛堂、寺院或南货店里去卖。

从柳市到虹桥，再由虹桥到柳市，在五六年的时间里，余忠汉每年都会有好几次去贩猪贩牛。虹桥猪是浙江的优良猪种之一，柳市与虹桥之间有20余公里。余忠汉经常挑着担子去虹桥牛鼻洞贩猪仔，那里有人专门养猪仔买卖。一到目的地，他会先找牙郎，没有牙郎时，就去打听养猪仔的人家。猪论窝算，一窝十头或八头，为了能卖个好价钱，主人家会在早上给即将出卖的猪撑饭，撑得小猪仔的肚子圆鼓鼓的，本地叫“乌郎肚”。余忠汉说：“这样的猪千万不能要。这虽然是常识，但外行人就不知道了，以为这样的猪强壮。一窝猪中有头‘老脚猪’，它是永远长不大的，那是不能要的，这时，你得要有一双慧眼。猪窝中偶有大一点的，主人也会给你的，你要有挑选的好眼光。”待数量够了，五六个人开始分配，一个竹篓可以放两头大的猪仔，小的三只放一起。他的力气比同伴要大，而且同伴中也有怕累的，也有担不动的，所以比他们买得往往要多一只。主人看自己有利可图，有时会留他们吃午饭，余忠汉也不客气，饭后就将猪挑回家。这样来回要走40公里，偶尔也有坐船的，但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走路。如遇大风大雨，也只能风雨一肩挑了。

从前余忠汉家一年养两头猪，平时小猪挑来卖给村里的人，赚取个差价。但刚买来的猪并不马上卖掉，首先要让猪吃得饱饱的，在家里养了一段时间，等小猪胖了些后，再拿去卖，就有了更多的赚头。一趟出来，余忠汉赚钱比同伴都要多一些。

“买牛到虹桥”是一句俗语。虹桥不仅猪好，牛也好，余忠汉也会去那里买牛。虹桥市日多，解放后仍沿袭历史上形成的“三·八”集市日的传统，农民将牛拉到集市上交易。买牛的基本功是辨认，这种本事要经过长期的学习和经验积累，他说：“开夹的牛好养，犁田却差。在挑选牛时，将牛用力牵住，用毛竹枝在它身上打一下，假如会蹦跳的就是好牛。”余忠汉所买都是母牛，一年能生一头牛仔，饲养长大后，大都供自己家耕田用。本村及附近有些人家只有二三亩地的，家里不会养牛的，都要租牛耕田，余忠汉也会把牛租给别人。从小父亲就告诉余忠汉：田越犁越熟，牛越犁越瘦，自古只有累死的牛，没有犁坏的田，所以要好好保护好耕牛。养牛是项技术活，牛生产时非常痛苦，你得好好地护理它。牛仅仅靠田埂上的草是吃不饱的，有时会偷吃金草（紫云英），但有花的金草不能吃，吃了会胀肚子，弄不好牛会被胀死的，一头牛要是死掉那是天大的事。经常用雄黄烧酒给牛喂下去，目的是化气，气化了，胀肚子的牛就没事了。

邻居陈中乾在温州一家蔬菜分公司当领导，单位在县城巷。一次偶尔说起自己单位有白豆、菜头银、番薯粉，酱油等存货，都是市场紧俏的东西，且价格便宜，余忠汉觉得有钱可赚，就去试试。做了几天，他发现这果然是个好生意，如萝卜干从温州担来价格是一角七分，到柳市市场上卖出是三角五分，有一倍的利润。又因为他卖出的价格比别人便宜，不到三四天就被卖光了。虽然钱好赚，当然也非常辛苦，而且也有点危险，一路上除坐船以外，货物都要挑。比如酱油一担是一百四十斤，上下船都要经过跳板，那时的跳板很小，非常难挑，一不小心就会掉到江里去。再者有一些货都要从内部搞出来，弄不好会违反纪律，余忠汉也不好意思再开口了。因此，做了几个月后，就放弃这个生意了。

经过几年的磨炼，余忠汉已成了生意场上的内行人，他尽量地去寻找钱生钱的行当，在商机中发现有利可图的事。

余忠汉经常划着河泥溜与伙伴一起到坎门一带贩鱼、虾、鱼干等。到海上做生意，行头要带足，衣被、锅灶、粮食等日常生活用品要提前准备好。到达目的地之后，他就要到渔市上将鱼鲜采购来，一担鱼鲜有一百二十斤左右。因为自己是渔行里出身，知道牙郎的重要性，没去几次，他就与牙郎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贩鱼时，牙郎尤其要紧，牙郎有权力，会看人头筛酒，看哪个商贩舒服了，说不定在过秤时，他会故意给你多一些海货。同行四个人中，余忠汉在下山负责采购、晒鱼、买卖等技术活，另外三个同伴专门负责挑鱼。他要把好技术关，把鱼杀掉腌起来后，放在摊头晒，然后将晒好的鱼干、虾皮等，划到黄华上岩商行卖，卖完之后，以鱼换取的不是现金，而是谷、大米、年糕、粉干等粮食。乐清人田相对多，但老百姓手中的现金却很小，所以现金比粮食贵。余忠汉把这些粮食再运到“下山”再去卖。“下山”那里都是打鱼的，没有田种，所以粮食就比较贵，他将在鱼行调换来的粮食给他们，算是还鱼钱。就这样，从鱼换成粮食，赚了一笔钱，再从粮食换成鱼，从中又赚了一笔钱，真可谓是生意中的生意，利中的利。

有时候余忠汉去划木料，将柳市前街解板厂的板料，划楚门、玉环、三盘、状元岙等海岛，将木板卖出去后，将盐买回来。海岛上盐多，粒大，比乐清的盐要咸。楚门有商行，但与那里的渔民语言不通，全靠中介（相当于牙郎）沟通。十几个人一船能划一千二百来斤盐。盐是国家禁运产品，为了安全起见，余忠汉非常小心谨慎，他办事的速度非常快，装完船就划走。船还在海上行驶时，若中途碰见海上的涨网人就好了，他们一买就是二三百斤，也有四五百斤的，一千多斤的盐，很快就让他们分光了。在三盘、状元岙一带，没有盐兵，也觉得安全许多。秋天一到，浪头高，不便出海了。

在食堂化的大组里，余忠汉经常被村里外派到洞头岛一带积肥。这些肥料一是鱼末（包括死鱼）；二是猪肥料。下山那里没有田，居民们平时将猪圈里的肥料倒在海边不用。相比较而言，鱼末比一般家畜之类的做肥料更好。村里对出远门的有特殊照顾，每天给每人补贴一斤半大米，这可是个诱惑人数字，当然这需要有本事的人才能得到。余忠汉一行六人成一组，到大洞头大瞿岛，其中三个人去弄鱼未和猪肥料，他们还把低档的、坏了的鱼也弄来做肥料。另外三个人代人修房子当粗工，主人有饭供应他们，顺便也去购一些鱼虾之类的海货带回家。余忠汉他们到下山，就好像现在的人出国似的。海岛香烟少，而鱼却遍地都是；乐清少鱼，却到处可以买到香烟。第一次到了目的地，就有几个人过来，向他们打听身边有没有带香烟。大家赶紧凑了一包香烟给这些“下山人”，他们用一饭桶鳗鱼仔给了余忠汉这些人调换。当晚他们在海滩上煮了鱼仔当饭吃，可能是滋补的原因，大家都一觉睡到天亮。余忠汉他们积了十几天时间的肥料，找来一条大船，运货到黄华上岩，再转到村里，让全村人都高兴了好一阵子。当然，有了这次经验，后来只要到那边去，他们就知道带足香烟，可以换海鲜，也可以卖钱，也是生意中的生意。

余忠汉常利用外出，顺便为自己弄点小生意。温州西角珊溪有个水库，景色特别好，但余忠汉不是去看风光，而是受村里指派去运毛竹。村里四个人同去，一人划一只河泥溜。那里毛竹非常多，有人专门砍来卖给客人。毛竹上有枝条，本地叫“毛竹细”，用来赶牛，也可以用来制作扫把。那里的工人们将毛竹枝条砍下后，就丢弃了，这被细心的余忠汉发现了。他就叫工人们将它们捆起来，叫一个女工（专门挑东西的人）将它趁夜担了下来，并给她几块工钱，就把它和毛竹一起装船运回家。为了不让村里人看见说闲话，到柳市时，他先把毛竹枝放在东风村的大姨子家里，第二天再去取。然后将毛竹枝进行修剪，再拿到市场上卖。只用了二三天时间，就让附近生产队里的人买光了。一毛钱一根，四五百来根，净赚了四五十元，等于地方上领导一个月的工资。余忠汉一边赚生产队的工分，一边又从工作中赚钱，也算是钱生钱了。

余忠汉像一只辛勤的蜜蜂，为家庭为自己采来更多的甜蜜而日夜奔忙着。他把自己的这一行为幽默地称作为“鸡跳窝”，经常跳来跳去、东跳西跳。这里所说的“鸡跳窝”是指他常常变换着工作。什么好做、什么能赚钱他就去做什么。他曾在渔行里做学徒，后又干上晒鱼干、腌虾虮、担行贩、担饭重、划水脚、做香支蜡烛、贩猪仔、办工厂，后来又跟儿子做电器生意。他常常思考让自己做最合适的工作，背起工具想走就走。特别是在村里的工作，他所选择的大都是临时性、机动性强的工作，不愿意去做那些纠缠不清的事，目的是能及时摆脱被动局面，给自己能留一个更快、更好的选择余地。因为余忠汉什么工作都会，用现在的话说是“复合性人才”，因此村里拿他没办法，因为有些事情虽然轻松，却没有人会做。

余忠汉是个多面手，别人能做的事情他都会，别人不会做的事情他也会。除精通首饰龙、细纹刻纸、经商及农副业生产外，他还是个厨师，摆六七桌酒不成问题，村里也有点小名气，村民或邻居做喜事，就会过来请他，他虽然忙，但也不好意思推辞。他的厨艺靠自学，无师自通，平时如有师傅在做菜，一有空闲时他就会过去学。他炒的粉干让人们回味无穷。他说：先将粉干泡软，用酱油、老酒、味精搅拌均匀，再浸一段时间，目的是让它入味，就可以炒了；炒泥鳅时，先用开水焯一下，去其腥味，然后放油里炒，泥鳅自然会弯曲变软，皮也会皱，就更能入味。注意中途不能放水，因为泥鳅见水会就会变硬，这和炒跳鱼大致是一个方法。他还会卤肉、做泥丸，特别擅长的是原汁原味的海鲜，这种菜的烧法只有渔民才知道。

余忠汉家平时煮饭什么的，都将稻秆当柴火，但烧稻秆屋内就会乌烟瘴气的，而且火力也太小。寺前村的山都非常矮小，没有什么柴可砍，听说白石镇金六溪的柴多又大，且没人要，白白给烂掉了，他觉得可惜，就寻思着到那里去砍柴。柴是农历八月后最好的，人称“八月柴”，此时西风凛冽，天气干燥，柴草枯干，用不着多翻晒，而且肩挑或运输都会很轻便。那地方离家有十几公里路，一定要找几个伙伴一起去，相互之间也有个照应。余忠汉就召集村里十几个人，租一条大木船，早晨二三点就起床了。此时，母亲已煮好饭，并打好饭包随身携带。船划了三个钟头，又走了二三个钟头的山路才到达目的地，到达后就马上开始砍柴。等大家觉得肚子饿了去找饭包时，却发现放在地上的饭包里都是蚂蚁，饭给蚂蚁快吃光了。后来听有经验的人说，将饭包挂在树上比较安全。挑柴费劲，捆柴更需要本领，柴绑不紧就容易散在半路上，影响大家的赶路速度，余忠汉很快就学会了绑柴技术。他除将部分柴留给自己烧外，多余的担到市场上去卖。

余忠汉常说自己一生基本没有吃不饱的时候，唯一挨饿的就是“食堂化”时期。国旗插在村里的食堂边上，一升旗就有饭吃了。可大家就是吃不饱，平均每人每月只有三十六斤大米，按现在来说也不少了，但那时年纪轻轻的，肚子里一点油水都没有，又在干那么重的体力活，饭一吃下去没等多长时间就饿了。村民们都说：“食堂的人饭吃饱兮！”真的有人发现食堂里经常有人在夜里煮饭吃。那时，大家都揣着肚子，怀疑食堂里工作人员的肚子每天一定都撑得饱饱的。

余忠汉说自己苦的累的事不愿意做，如开岩、做泥水等，做这些事要整天站在太阳底下晒，干这么累的活不值得，他认为这不是聪明人要做的事。余忠汉虽然是这么说的，但他的工作一直没有停过，也不见得不比别人的辛苦和危险。他的所作所为其实并不像他说的一样，是个跳来跳去的人，而是在那个年代一个勤奋之人不自主的无奈地选择罢了。不过干过这么多行当，最终他得出结论：还是办厂好。

年，余忠汉退职回家，那时，还只有三十三岁。他开始自己办小厂，而且一办就是二十多年。所做的产品虽然换了好几次，但小厂好调头，由于选择的产品适销对路，再凭自己的技术做依靠，最后总能赚钱，使家人的生活水平比以前提高了许多，因此他说，还是办厂好。

开始的时候余忠汉办团纸厂，专门制作奖状、扇子等专用纸，也包括细纹刻纸。他与侄子余孝钦一起，厂办在寺前村自己家的小楼上。余孝钦是“五人小组”之一余忠澄的儿子，由于他长期跟从余忠汉学刻纸，两人关系很好，就商量着一起办企业。业务由侄子到北京、杭州、上海、北京等地去订，接来的业务有奖状用纸、也有剪纸。较忙时，业务主要与全国的运动有关。当时国家大力宣传各种英雄人物、先进模范等，奖状用量也非常大，起先所用的纸张、镜框都是自己制作。颜料用香料、纸浆、汽油、蓖麻油等原料合成，技术是从苏州学来的。奖状印法是套印，套印就像东北的年画一样，因为有好几种颜色，所以要印刷好几次才完成，然后拿去晒成。奖状大都是蓝纸，自己刻样品，然后将样品翻到纸上。奖状上的红旗，五角星都需要刻纸，剪纸车间就派上了用场。由于手工技术有缺陷，速度也慢，后来拿到温州印刷厂印刷，这样速度与质量都比以前更快更好。其间，业务不太固定，时忙时淡，后来太淡了就不做了。奖状只做一两年时间，侄子后来到村里的企业里去工作了。

接着余忠汉与吴建社一起办工艺厂。吴建社的父亲也是寺前人，原来在柳市泮垟供销社工作，那时物资紧张，在供销社工作很“吃香”，烟、糖、酒、布票等票证都由供销社发放，他经常会主动地捎一些“紧俏货”过来，其目的是为了儿子。那时吴建社窝在家没有工作，而余忠汉刻纸技艺在地方上早已声名鹊起，因此他的父亲就想让自己的儿子跟他当学徒，得到了余忠汉的同意，那时吴建社才13岁。由于是他亲传弟子，余忠汉觉得可靠，他就决定每人出资元，合股办起了“寺前直纯工艺厂”。吴建社非常能干，且能说会道，社交能力好，就由其担任出差任务，他自己在厂里负责。所订的业务大都是奖状，也有刻纸。上海国际书店是专为外国人服务的，国内顾客是不能随便进出的，由于吴属特殊人群，有特别通行证，而且口齿伶俐，就让他通行了。工艺美术部看中样品后，让吴建社带回去生产。余忠汉也曾与吴建社一起，去过上海国际书店，由于长期业务来往，那里的工艺品美术部领导与余忠汉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日本人非常聪明，经常买几张样品拿去研究。其中也有美国人的业务，他们看了余忠汉的刻纸样品后，虽然满意，但也提出修改意见。美国人喜欢山水、喜欢那些简单写意的图案，要求非常高，一般人都不会生产，比如在刻纸中，水的形式非常难表现，尤其是将山水连起来，更不好加工，有人也曾试过，但刻出的样品都差强人意，只有余忠汉能刻制出此种产品。于是美国客商来订业务，他们提出还要增加一些漫画题材的作品，并对画稿反复修改，还要求要80个工人的生产规模、车间内不能抽烟，要一尘不染等。由于生产条件限制等因素，后来没有做美国人的业务。

后来生产枕头套，主要是花边，颜色非常鲜艳，有桃红、黄色、天蓝色、淡红色等，大都是供年轻人结婚用。生产所需要的条纶布料，要从嘉兴那边进来。样品拿来时，自己什么也不懂。就去找老师，再招一些女工，按照样子去做。因为原来地方上的妇女一般都会做花边，把她们招工过来后，就可以边学边做，很快就完成订单任务。业务款汇来后，发了工资，自己也分一部分添补家用。那时加工场设在四板桥，作坊里有七八个人，当业务忙不过来，也有外加工。余忠汉说，在这三年时间，才算是正式上班，也没有时间做生意等其他事情。收入也可以，三个女儿在制帘，都能赚钱。寺前村里的人都非常羡慕与赞扬，说这么大的一大家子，家庭搞得这么好。

画帘是乐清六十年代初开始兴起的工艺美术品。开始以画帘为主，以后逐渐发展为绣帘，曾一度相当兴盛。在原湖头、慎江、雁荡，象阳、乐成都有画帘厂家，制作者多为社队办企业，产品销往北京、上海、沈阳、大连、广州、天津等出口公司及友谊商店，画帘能为国家创汇。年至年间，余忠汉到黄华下堡岐头办画帘厂。他夫人本来在布厂做“整经工”，俗称“打经条”，属纯手工，非常累。乡里为便于管理，将柳市半垟村办企业的画帘、枕头与寺前村的剪纸（也有做枕头）等合并成“象阳工艺厂”。虽然合作，但各自的产品仍分开核算。开始厂办在柳市龙根村，后来厂房分成两个村，即柳市前横村与后横村。由于整个厂房（五间二层屋，从私人那里租来的），面积太小，后来又搬到后横工办主任自己的房屋，也是租来的新盖四层五间屋。

此时，余忠汉负责管理画帘厂的生产、包装、仓库及刻纸车间的技术，哪里忙，他就出现在哪里；哪里出现技术难题，他就去哪里解决。绣帘如书画，供张挂观赏。制作画帘与细纹剪纸是有区别的，虽然也是画，制作画帘的原材料首要选择是细软坚韧的竹丝。此时，他的三个女儿都来厂里一起作画帘，饭也在食堂里吃。自己业务忙不过来时，余忠汉也给别人一些加工业务。

“文革”期间，由于社会动乱、政策时而改变，整个工艺美术系统业务都不好，销售渐渐衰退。后来画帘、枕头也没有了业务。面对不稳定的形势，余忠汉只能叹气道：有钱不能用尽，要用点存点；有粮不能吃尽，要吃升留升。

进入八十年代末，柳市五金电器发展已是如火如荼，高昂的收入，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各条战线的人们投入这个大军中，余忠汉也不例外，帮助儿子余立平开店、办厂、发货。那时他已经是七十来岁的人了，发货时，一箱箱一百多斤的产品都是靠他自己来搬运的。

乐清市文化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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