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产权制度的演进，产权主体多元化。在人类社会发展初期，个体处于完全蒙昧状态，个体属于大自然一员，主要靠采集自然食物为生。此时物品并不稀缺，也就无所谓财产权、所有权的概念。
随着原始社会进一步发展，人类以部落、群居形式生活在一起，能够制造和使用简单的工具，主要靠食物采集和共同狩猎。由于生存需要，个人服从氏族和部落，即这个时期基本上属于原始公有制，所有成员在经济上处于相对平等地位，在部落之中，个人并不拥有独立的财产所有权，收获的实物与猎物在所有部落成员之间实行统一分配。
在游牧和农业出现之后，部落日益强大，生产力水平提高，开始出现剩余产品，导致开始分配不均、部落阶层分化。同时，有产者抵抗无产者现实需要，共同促进了私有产权的产生。根据康芒斯的观点，私有财产起源于相对的稀缺性。在一个资源不稀缺的世界里，是不需要产权的。
历史地看，私有产权是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由原始公有产权演变而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公有产权是产权形成的起点，私有产权的兴起是由于生产力水平提高、资源稀缺带来的必然结果。
随着私有产权的确立，人类也正式开始走向文明，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公国、王国等国家形式，社会形态则以农奴国家、分封国家以及中央集权制的农业国家面貌出现。私有产权的建立首先体现在土地产权上，此时，社会财富以土地为载体、以农牧业为主要财富；与此同时，在城市中，随着土地产权的确定，手工业和商业也逐步发展起来。
西方的贵族领主、东方的一些权贵豪绅们将土地租给底层劳动人民，同时，将剩余产品用以交换，推动了工商业发展、城市的发展，简单商品经济社会诞生。可以说，随着私有产权的诞生，产权主体的范围也不断扩大，不再仅仅属于部落首领或国家，农民、小生产者、业主也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私有产权，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生产、交换获得额外收益。
工商业的发展推动了社会化大生产时代到来，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占据主导形式，同时，市场经济、政治与法律也逐步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通过市场来扩张私有产权具有了可行性，成为新兴阶级发展的根本动力，进而促进了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形成。
在这一阶段，产权主体进一步多元化、社会化，股份制形式诞生。企业所有者可以不完全拥有土地、资本、技术等、而是通过不同资源所有者的入股创建企业；同时，个体可以不完全拥有土地、资本等资源，而是通过资金入股的形式分享企业的收益。
如诺斯所言，促进产权变迁的动力在于技术进步，这是因为创新可以降低信息成本、缩短交易半径，进而改变利益分配格局。
进入20世纪，金融与互联网的发展，有形物,如土地、劳动力、资本并非决定企业发展的根本因素，相比之下，知识、信息等无形物已成为决定企业成败的核心，个人或组织不仅可以通过土地、资本等实体物的形式入股企业，还可以通过知识、信息、技术等无形资产的形式入股；此外，金融的发展为企业与个人提供了更多的投融资方式，进而提供了更多获益的可能性。
金融与互联网的发展同时促进了产权客体的多元化，产权客体不仅可以是虚拟物，而且还可以以已有财产权利作为标的进行重组、裂变，总而言之，随着金融与互联网的发展，产权客体在不断的丰富化、多样化，反之，这也为产权主体的丰富与多元化提供了基础。
综上，随着技术与生产力的发展，产权主体从完全公有、到私有产权的确立、再到产权结构多元化，在此过程中，产权主体呈现多元化、复杂化的趋势。
产权权能多元化。如前文所述，产权与所有权不同：所有权是一切财产权利的基础，具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四项不可分割的权能。所有权侧重于强调归属关系；
产权则是所有权衍生出来的概念，产权不强调占有，而是着重于通过交易获得收益，产权即包括自物权也包括他物权，产权的客体即可以有体物，如土地、衣服、金银等，也可以是无体物，如遗产继承权、用益权、使用权、债权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产权主体随之丰富化、多元化，产权权能也在所有权基础上分割、裂变，愈发的丰富化、复杂化。
在人类早期历史上，财产的类型很少，也很简单，范围多局限于与物质生活直接相关的物品，如土地、劳动工具、牛羊等。此时，财产权即所有权，即个体需要对财产实实在在的拥有。
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经济的进步，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也随之而变。土地作为核心财产，对产权变迁影响较大。人们将财产定义为对价值的拥有而非对物的拥有，这拓展了产权范围，摆脱了物的束缚和奴役。
在所有权的基础上，产权实现了分割、裂变，行为主体不必像之前那样，实实在在地拥有某种财产，而是拥有附着在财产上的一系列权利，即使用权、收益权与处置权，通过生产经营获得收益，并转移部分收益给所有者。
如此一来，产权便实现了与所有权的分离。产权与所有权的最初分离发生在简单的商品社会时期，国王或诸侯在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基础上，将土地使用权、部分收益权分给农民与城市手工业者，这样双方都可以从中获取收益。但是这一阶段的产权仍是以有体物为基础的，即产权的客体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更进一步地，随着社会大生产阶段的到来，财产权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其趋势是从有体物到无体物，相应的，产权的客体范围也不断拓宽，从物质化到非物质化权利。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知识经济”、“信息时代”、“后工业社会”一系列词汇彰显出无体财产是当今社会中主导性地位。
在金融化发展趋势下，所有权及产权的外延和内涵不断扩展，其价值也不断运动并与实物产生分离。随着产权客体逐步从实体物转变为权利，产权的内涵与外延也进一步拓展，产权即可以表现为生产要素的使用权或用益权，也可以变现为股权或债券等，股权或所有权只是一种特定形态的产权而已。
综合起来看，产权变迁的总体趋势是产权结构的多元化与复杂化：一方面在所有权基础上，产权逐渐裂变为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另一方面，产权主体从单一的国家所有，逐渐扩展到社会个体中去，特别是，随着产权客体逐步从物转变为更多的以权利为客体，产权主体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因为产权客体不再仅仅是实实在在的有体物，更是包括各种无形之物，如知识产权、信息等，并且，产权的裂变不仅可以实物为对象，还可以在已有的权利基础上进行进一步分割、裂变，最终形成多种权利的有机联结，呈现出一种复杂的结构状态。总而言之，产权变迁的趋势是多元化、复杂化的。
产权结构多元化对税收收入的影响
产权结构多元化与税收收入的扩大。从产权结构多元化、到国家对产权的界定与保护，再到产权界定的不断清晰，税源也实现了产生、稳定、再到不断扩大。等到新生税源稳定壮大到一定程度，就可以构成建立新税种的基础，这促进了税制结构的变迁，提高了税收的汲取能力。
在产权结构多元化的背景下，不断扩大的新生税源与不断调整的税制结构，一方面提供了税收的基础、另一方面提高了税收的汲取能力，二者合力促进了税收收入的提高。
产权结构多元化程度与税收收入的最优选择。归根结底，产权结构多元化的动力源自于个人逐利的动机，而之所以社会中一部分个体相比另一部分个体能够获得超额收益，根源在于创新，创新可以为个人带来获取更多利润的机会，而当技术所有者利益不一致的时候，又为新组织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然而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产权结构多元化不会无止境地分割裂变下去，产权清晰界定本身带来的收益也将呈现边际递减的趋势。在这一背景下，一开始收益保持上升趋势，但其增长速度逐年下降，最终趋于稳定。
另一方面，产权界定本身需要成本，与其他生产行为一样，随着产权界定行为的增加，产权界定成本具有边际成本递增的性质。这是因为，国家对产权的界定与保护并不是零成本的，事实上这些保护与界定产权的成本可能十分高昂。
比如，立法环节的讨价还价、执法环节的监督、对既有利益集团的补偿，以及产权变迁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这些需要充足的财政收入进行支撑；同时，如巴泽尔所言，除非存在可以降低交易成本的技术创新，否则由于信息的不完全以及交易成本的存在，产权不可能被清晰完整地界定。
或者说，清晰界定产权的成本小于由此带来的收益，在这样的情况下，产权将被置于公共领域。这意味着，在技术创新不变的背景下，国家对产权界定与保护的成本将呈现边际效应递增的趋势。
综合来看，随着产权界定行为的增加，产权安排本身带来的收益在边际上递减，相应的界定成本在边际上递增，当达到均衡时，此时产权界定带来的净收益最大。
